來源：搜狐新聞社區
10歲的孩子被送進了美國學校，上英文課，老師佈置的作業是寫論文，題目居然大得沖天：《我怎麼看人類文化》；上歷史課，老師讓孩子扮演總統顧問，給國家決策當高參；在中學的物理課上，作業竟然是一個市政研究專案城市照明系統的佈局；而道德教育，居然是從讓孩子們愛護小動物開始。
沒有統一的教科書，沒有統一的考試，沒有對學生的三六九等的分類排位。這就是呈現在一個中國記者眼前的美國教育。面對與中國教育截然不同的西洋景，種種的疑慮、困惑接踵而至，美國教育究竟要培養什麼樣的人才？沒有殘疾的孩子，只有殘疾的教育。這究竟是教育學者的危言聳聽，還是對人與教育之間客觀規律的深刻認識？
我們中國人是否認真反省過我們的教育？我們中國的教育有缺陷嗎？如果有，在哪里？我們這樣一個正在全面謀劃自己未來前程的民族，應該怎樣審視我們為孩子們提供的教育環境？
美國小學給10歲的兒子留的作業是寫一篇論文，題目嚇我一跳：《中國的昨天和今天》。學習二戰史，美國老師竟然讓10歲的孩子回答這樣的問題：如果你是杜魯門總統的高級顧問，你將對美國投放原子彈持什麼意見？種種不可思議的事情，種種躲閃不開的衝突與思考，我由此遭遇美國教育。
當我牽著10歲的兒子登上中國東方航空公司飛往美國洛杉磯的班機時，心中就充滿了疑惑：我不知道在孩子這麼小的年齡就把他帶到美國去，是不是一個失策？一位朋友的勸告還響在耳邊：最少應該讓孩子在中國接受完基礎教育再到美國，因為中國的基礎教育是最完整、最系統的。多少專家也認為，美國的高等教育很出色，而基礎教育絕對不如中國扎實。
直到我把兒子送進了那所離公寓不遠的美國小學的時候，內心的憂慮終於得到證實：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學校啊！學生可以在課堂上放聲大笑，每天在學校最少讓學生玩兩個小時，下午不到3點就放學回家，最讓我開眼的是兒子根本沒有教科書！那個金髮碧眼的女教師弗絲女士看了我兒子帶去的中國小學四年級的數學課本後，溫文爾雅地說：我可以告訴你，6年級以前，他的數學是不用再學了！面對她那雙充滿笑意的藍眼睛，我就像挨了一悶棍。一時間，真是懷疑把兒子帶到美國來是不是幹了一生中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天過去，看著兒子每天背著空空的書包興高采烈地去上學，我的心就覺得沉甸甸的。在中國，他從一年級開始，書包就滿滿的、沉沉的，從一年級到四年級，他換了三個書包，一個比一個大，讓人感到知識的重量在增加。而在美國，書包裏沒了負擔，孩子精神上就更鬆快了，這能叫上學嗎？一個學期過去了，把兒子叫到面前，問他美國學校給他最深的印象是什麼，他笑著送給了我一個字正腔圓的答案：自由！這兩個字像磚頭一樣拍在我的腦門上。
此時，真是一片深情懷念中國的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為什麼中國孩子老是能在國際上拿奧林匹克學習競賽的金牌。不過，事已至此，總不能再把他送回國去呀？也只有聽天由命了。
不知不覺一年過去了，兒子的英語長進不少，放學之後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圖書館，不時就背回一大書包的書來。問他一次借這麼多書幹什麼，他一邊看著那些借來的書一邊打著電腦，頭也不抬地說：作業。
作業？我忍不住湊過去看，兒子打在電腦螢幕上的標題是：《中國的昨天和今天》。這是一個小學生的作業？這樣天大的題目，即便是博士，敢去做嗎？於是嚴聲厲色地問兒子這是誰的主意，兒子坦然相告：老師說美國是移民國家，讓每個同學寫一篇介紹自己祖先生活的國度的文章。要求概括這個國家的歷史、地理、文化，分析它與美國的不同，說明自己的看法。
我一時語噎：真不知道讓一個10歲的孩子去運作這樣一個連成年人也未必能幹的工程，會是一種什麼結果？偌大一個中國，它的地理和文化，它的歷史和現狀，一個10歲的孩子能說得清麼？我只覺得一個10歲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弄這些大而無當的東西，以後恐怕是連吃飯的本事也沒有了。
過了幾天，兒子完成了這篇作業。沒想到，列印出的是一本20多頁的小冊子。從九曲黃河到象形文字，從絲綢之路到五星紅旗……熱熱鬧鬧。我沒讚揚，也沒評判，因為我自己有點發懵，一是我看到兒子把這篇文章分出了章與節，二是在文章最後列出了參考書目。我想，這是我讀研究生之後才使用的寫作論文的方式，那時，我30歲。
不久，兒子的另一個作業又來了。這次是《我怎麼看人類文化》！如果說上次的作業還有邊際可循，那這次真可謂是不著邊際了。
兒子猛不丁地冒出一句：餃子是文化嗎？
餃子？文化？我一時竟不知該如何回答。為了不誤後代，我只好和兒子一起查閱權威的工具書。真是沒少下功夫，我們總算完成了從抽象到具體又從具體到抽象的反反復複的折騰，兒子又是幾個晚上坐在電腦前煞有介事地做文章。我看他那專心致志的樣子，不禁心中苦笑，一個小學生，怎樣去理解文化這個內涵無限豐富而外延又無法確定的概念呢？但願我這個虎頭虎腦、從來就對吃興趣無窮的兒子，別只是在餃子、包子上大作文章。
在美國教育中已經變得無拘無束的兒子，很快就把文章做出來了，這次列印出來的是10頁，又是自己設計的封面，文章後面又列著那一本一本的參考書。
他洋洋得意地對我說：你說什麼是文化？其實特簡單就是人創造出來讓人享受的一切。那自信的樣子，似乎他發現了別人沒能發現的真理。後來，孩子把老師看過的作業帶回來，上面有老師的批語：我佈置本次作業的初衷是讓孩子們開闊眼界，活躍思維，而讀他們作業的結果，往往是我進入了我希望孩子們進入的境界。
沒有評價，既未說對，也沒說不對。問兒子這批語是什麼意思，兒子說，老師沒為我們驕傲，但是她為我們震驚。
是不是？兒子反問我。
我無言以對。心中始終疑疑惑惑：弗絲老師希望他們進入什麼境界？
兒子6年級快結束的時候，老師留給他們的作業是一串關於二次大戰的問題。你認為誰對這場戰爭負有責任？你認為納粹德國失敗的原因是什麼？如果你是杜魯門總統的高級顧問，你將對美國投放原子彈持什麼意見？你是否認為當時只有投放原子彈一個辦法去結束戰爭？你認為今天避免戰爭的最好辦法是什麼？……
如果是兩年前，見到這種問題，我肯定會抱怨：這哪是作業，這分明是競選參議員的前期訓練！而此時，我開始對美國的小學教育方式有了一些理解。老師正是在是通過這些設問，向孩子們傳輸一種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引導孩子們去關注人類的命運，引導孩子們學習高屋建瓴地思考重大問題的方法。這些問題在課堂上都沒有標準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們用一生去尋索。
看著12歲的兒子為完成這些作業興致勃勃地看書查資料的樣子，我不禁想起當年我學二戰史的情景：按照年代、事件死記硬背，書中的結論，有些明知迂腐也當成聖經去記，不然，怎麼通過考試去奔光明前程呢？此時我在想，我們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重複前人的結論往往大大多於自己的思考。而沒有自己的思考，就難有新的創造。
兒子小學畢業的時候，已經能夠熟練地在圖書館利用電腦和縮微膠片系統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種文字和圖像資料了。有一天我們倆為獅子和豹的覓食習性爭論起來，第二天，他就從圖書館借來了美國國家地理學會拍攝的介紹這兩種動物的錄影帶，拉著我一邊看，一邊討論。孩子面對他不懂的東西，已經知道到哪里去尋找答案了。
兒子的變化促使我重新去審視美國的小學教育。我發現，美國的小學雖然沒有在課堂上對孩子們進行大量的知識灌輸，但是，他們想方設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園外那個無邊無際的知識的海洋，他們要讓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時間和空間都是他們學習的課堂；他們沒有讓孩子們去死記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們煞費苦心地告訴孩子們怎樣去思考問題，教給孩子們面對陌生領域尋找答案的方法；他們從不用考試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盡全力去肯定孩子們的一切努力，去讚揚孩子們自己思考的一切結論，去保護和激勵孩子們所有的創造欲望和嘗試。
2010年8月8日 星期日
2010年6月19日 星期六
震撼:武漢首次披露拆遷公司貪污國家拆遷補償款1248萬大案
來源：中國新聞網
拆遷蛀蟲5個月“賺”1248萬補償款
漢陽一家拆遷公司數名高管與社會閒雜人員勾結，採取偽造房屋拆遷資料、虛增房屋無證建築面積等手段，在短短5個月內騙取國家拆遷補償款高達1248萬餘元。檢方發現，31家被拆遷戶的無證建築面積均被人做過手腳，每家憑空多出了30萬-50萬元補償款，被上述一夥人瓜分裝進了各自的腰包。昨日，武漢市檢察院對相關涉案人提起公訴。
此案也是武漢首次披露的拆遷公司工作人員貪污國家拆遷補償款大案。
雙方一拍即合
圖謀虛增拆遷建築面積多出的錢私下瓜分
2005年4月，武漢市土地整理儲備中心委託里安拆遷公司(國有性質的有限責任公司)，負責實施漢陽區鸚鵡洲二期改造工程的房屋拆遷安置工作。拆遷補償資金由儲備中心提供，里安拆遷公司代為支付。里安拆遷公司聘請鐘青、高春蘭、郭元喜，分別擔任鸚鵡洲二期改造工程房屋動遷三組組長、一組組長和四組組長。
2006年5月，漢陽居民馮明貴通過里安拆遷公司副經理龔某結識了鐘青，兩人商定先由馮明貴出面和被拆遷戶商定補償金額並先行支付拆遷款，然後由鐘青通過偽造房屋拆遷資料、虛增房屋無證建築面積的方式，在實際付款的基礎上多算拆遷補償款。馮明貴再組織人員找鐘青辦理拆遷補償款的領取手續，所套取的多餘的拆遷補償款由馮明貴、鐘青等人私分。
第一筆造假
虛報拆遷面積188平方米輕鬆騙取差價35萬元
主意打定後，馮明貴把第一個目標鎖定在楊泗街165號戶主黃某身上。2006年7月，黃某委託他人找到馮明貴，表示希望62萬元包乾走人(意為搬家)。
隨後，馮明貴給鐘青打電話稱，黃某一家已談好，讓她按照97萬元左右計算拆遷補償金額。鐘青當即表示同意。
馮明貴從自己的銀行卡上轉了62萬元到黃某的帳戶，然後派人找鐘青辦理了該房屋的拆遷補償手續，後到銀行領取了存有97萬餘元拆遷補償款的銀行卡。馮明貴輕鬆吃進“差價”35萬餘元。
經查，楊泗街165號房屋有證建築面積是91平方米，無證建築面積約160平方米。而在拆遷補償協定中計算的房屋無證建築面積則為348平方米，足足大出實際面積188平方米。
領卡當天，馮明貴約鐘青見面，分給她5萬元。餘下的錢除了打點拆除驗收組組長孫先迪等人之外，馮明貴個人實得19萬餘元。
最大一筆造假
虛增拆遷面積646平方米79萬元差價多人瓜分
初次嘗到造假的甜頭後，馮明貴等人一發不可收拾。
2006年9月的一天，楊泗街137號的拆遷戶周某找到馮明貴，希望180萬元包乾走人。馮明貴估價後說最多給150萬元，周某表示同意。 事後查明，楊泗街137號房屋申報的有證建築面積是106.9平方米，無證建築面積約250平方米。拆遷補償協定中計算的房屋無證建築面積，大於實際無證建築面積646平方米。
手續辦完後，馮明貴和周某等人一起到銀行領取了存有229萬餘元拆遷補償款的銀行卡。這意味著，除去150萬元補償給拆遷戶外，還有79萬餘元“差價”被馮明貴等人瓜分。
領卡當天，馮明貴用報紙包著10萬元現金“奉送”給鐘青，說是楊泗街137號多算的錢。餘下的錢除打點其他人之外，馮明貴分得16.2萬元。
最大一次私吞
請清潔工假冒委託人簽字馮明貴吞下了37.9萬元
馮明貴等人的膽子變得越來越大。
楊泗街140號和141號拆遷戶周某、李某是母子關係。鐘青曾多次上門做工作未果。2006年9月，鐘青請馮明貴出面“談判”。很快，馮明貴談好139萬元兩戶包乾走人，並致電鐘青按192萬余元補償金計算相關面積。
楊泗街140號和141號房屋有證建築面積共154.51平方米，無證建築面積共220平方米。鐘青經測算，只有無證建築面積大於實際無證建築面積約235平方米，才能算出192萬餘元的高價。但她還是點頭答應了馮明貴。
荒唐的是，馮明貴所在公司的兩名清潔工，作為委託人在委託書上簽了字。此後，馮明貴和他們一起到銀行領取了存有192萬餘元拆遷補償款的銀行卡。
就這樣，馮明貴騙取了國家拆遷補償款53萬餘元差價。當天，馮明貴開車在里安拆遷公司附近與鐘青見面，在其轎車內當面奉送用報紙包裹著的5萬元現金，還送給了孫先迪1萬元。餘下的錢中，馮明貴“賺”了37.9萬餘元。這也是他私吞的最大一筆款項。
最小一筆差價
虛報120平方米賺了11萬元馮明貴感歎“搞少了”
拆遷工作還在繼續。
楊泗街131號拆遷戶方某，一直沒有和動遷組談好價格。2006年10月，方某找到馮明貴幫忙，價格定在了53萬元。“照葫蘆畫瓢”，按照以前的做法，馮明貴做手腳虛報了120平方米無證建築面積房屋，這筆單做下來，他“賺了”11萬餘元。事後，馮獨自吞了此款，還發出感歎：“這次賺得不多，搞少了……” 事後，鐘青找到馮明貴領“賞銀”，馮明貴答應給錢，但一直未兌現，這事讓鐘青感到很不痛快。
伎倆愈發嫺熟
巷子“變身”無證建築面積輕鬆多出47萬元差價
馮明貴等人的伎倆越來越嫺熟，距離東窗事發也越來越近。
楊泗街65號是一棟三層樓的私房，高春蘭去做戶主王某的動遷工作時，王某說和馮明貴是親戚，要高春蘭直接跟馮明貴談。經商議，兩人決定給予77萬餘元拆遷補償款。後來，馮明貴想撈些“油水”，再次找到高春蘭，讓其將王家一條150多平方米巷子算成無證建築面積加進去。
高春蘭覺得有些離譜，沒輕易答應。馮明貴遂做高春蘭工作，聲稱會給她一筆好處費。高春蘭當即應允，後據此虛增該戶房屋無證建築面積210多平方米，製作了一份125萬餘元的拆遷補償協定。
馮明貴再次吃進“差價”47萬餘元，給了高春蘭5000元，他則拿了37萬餘元。
檢方查明，2006年6月至11月間，在總共31起拆遷中，拆遷公司高管夥同馮明貴等人，5個月內共騙取拆遷款1248萬餘元，其中馮明貴涉嫌個人實得425萬餘元。
查處結果
多名涉案人已判刑
法院認定，拆遷公司高管高春蘭夥同馮明貴等人先後六次共同貪污國家拆遷補償款296萬餘元，一審以犯貪污罪判刑12年，並處沒收財產1萬元；
鐘青、郭元喜均已判刑或追究刑事責任； 拆遷公司拆除驗收組組長孫先迪21次收受馮明貴賄賂21萬元，一審以犯貪污罪、受賄罪判刑17年，並處沒收財產2萬元。
嫌犯其人
馮明貴曾多次入獄
漢陽區檢察院在查辦鐘青等人案件中，發現馮明貴涉案。去年3月22日，漢陽檢方對馮明貴實施刑拘，後移送至武漢市檢察院審查。昨日，市檢察院對馮明貴提起公訴。
馮明貴綽號“大耀”，男，1964年出生，初中文化程度，湖南省新化縣人。1980年5月，他因搶劫被送少管2年；1982年9月，因流氓、盜竊被送勞動教養2年；1986年11月，因盜竊被送勞動教養1年6個月；1989年11月，因犯流氓罪被判刑3年。2002年至今，他任武漢市隨緣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案發後，馮明貴家屬協助退出贓款，檢察機關還依法扣押了馮明貴用贓款購買的思威牌轎車和紅旗轎車各一台，評估價值合計34萬餘元，合計追繳贓款贓物277萬餘元。
同時，檢察機關已查實馮明貴夥同鐘青、高春蘭、郭元喜等共同貪污國家拆遷補償款1248萬餘元，截至到去年11月，已追回贓款558萬餘元。
檢察機關認為，馮明貴應以貪污罪追究刑事責任。
律師觀點
加強監管保護國有資產
湖北九通盛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劉貽蓀指出，拆遷公司工作人員與社會人員勾結“黑錢”的行為，嚴重違背了拆遷應公開、公平、公正原則。令人關注的是，相關拆遷戶在自身利益下，也極為配合，以致國有資產流失。
律師呼籲，相關部門應加大對拆遷公司的監管，絕不給犯罪分子可乘之機，以保障拆遷人的合法權益和社會穩定。
(楚天都市報)
本報記者余皓
實習生鄧思慧 李君
通訊員吳紅
(來源:荊楚網)
(博訊自由發稿區發稿)
拆遷蛀蟲5個月“賺”1248萬補償款
漢陽一家拆遷公司數名高管與社會閒雜人員勾結，採取偽造房屋拆遷資料、虛增房屋無證建築面積等手段，在短短5個月內騙取國家拆遷補償款高達1248萬餘元。檢方發現，31家被拆遷戶的無證建築面積均被人做過手腳，每家憑空多出了30萬-50萬元補償款，被上述一夥人瓜分裝進了各自的腰包。昨日，武漢市檢察院對相關涉案人提起公訴。
此案也是武漢首次披露的拆遷公司工作人員貪污國家拆遷補償款大案。
雙方一拍即合
圖謀虛增拆遷建築面積多出的錢私下瓜分
2005年4月，武漢市土地整理儲備中心委託里安拆遷公司(國有性質的有限責任公司)，負責實施漢陽區鸚鵡洲二期改造工程的房屋拆遷安置工作。拆遷補償資金由儲備中心提供，里安拆遷公司代為支付。里安拆遷公司聘請鐘青、高春蘭、郭元喜，分別擔任鸚鵡洲二期改造工程房屋動遷三組組長、一組組長和四組組長。
2006年5月，漢陽居民馮明貴通過里安拆遷公司副經理龔某結識了鐘青，兩人商定先由馮明貴出面和被拆遷戶商定補償金額並先行支付拆遷款，然後由鐘青通過偽造房屋拆遷資料、虛增房屋無證建築面積的方式，在實際付款的基礎上多算拆遷補償款。馮明貴再組織人員找鐘青辦理拆遷補償款的領取手續，所套取的多餘的拆遷補償款由馮明貴、鐘青等人私分。
第一筆造假
虛報拆遷面積188平方米輕鬆騙取差價35萬元
主意打定後，馮明貴把第一個目標鎖定在楊泗街165號戶主黃某身上。2006年7月，黃某委託他人找到馮明貴，表示希望62萬元包乾走人(意為搬家)。
隨後，馮明貴給鐘青打電話稱，黃某一家已談好，讓她按照97萬元左右計算拆遷補償金額。鐘青當即表示同意。
馮明貴從自己的銀行卡上轉了62萬元到黃某的帳戶，然後派人找鐘青辦理了該房屋的拆遷補償手續，後到銀行領取了存有97萬餘元拆遷補償款的銀行卡。馮明貴輕鬆吃進“差價”35萬餘元。
經查，楊泗街165號房屋有證建築面積是91平方米，無證建築面積約160平方米。而在拆遷補償協定中計算的房屋無證建築面積則為348平方米，足足大出實際面積188平方米。
領卡當天，馮明貴約鐘青見面，分給她5萬元。餘下的錢除了打點拆除驗收組組長孫先迪等人之外，馮明貴個人實得19萬餘元。
最大一筆造假
虛增拆遷面積646平方米79萬元差價多人瓜分
初次嘗到造假的甜頭後，馮明貴等人一發不可收拾。
2006年9月的一天，楊泗街137號的拆遷戶周某找到馮明貴，希望180萬元包乾走人。馮明貴估價後說最多給150萬元，周某表示同意。 事後查明，楊泗街137號房屋申報的有證建築面積是106.9平方米，無證建築面積約250平方米。拆遷補償協定中計算的房屋無證建築面積，大於實際無證建築面積646平方米。
手續辦完後，馮明貴和周某等人一起到銀行領取了存有229萬餘元拆遷補償款的銀行卡。這意味著，除去150萬元補償給拆遷戶外，還有79萬餘元“差價”被馮明貴等人瓜分。
領卡當天，馮明貴用報紙包著10萬元現金“奉送”給鐘青，說是楊泗街137號多算的錢。餘下的錢除打點其他人之外，馮明貴分得16.2萬元。
最大一次私吞
請清潔工假冒委託人簽字馮明貴吞下了37.9萬元
馮明貴等人的膽子變得越來越大。
楊泗街140號和141號拆遷戶周某、李某是母子關係。鐘青曾多次上門做工作未果。2006年9月，鐘青請馮明貴出面“談判”。很快，馮明貴談好139萬元兩戶包乾走人，並致電鐘青按192萬余元補償金計算相關面積。
楊泗街140號和141號房屋有證建築面積共154.51平方米，無證建築面積共220平方米。鐘青經測算，只有無證建築面積大於實際無證建築面積約235平方米，才能算出192萬餘元的高價。但她還是點頭答應了馮明貴。
荒唐的是，馮明貴所在公司的兩名清潔工，作為委託人在委託書上簽了字。此後，馮明貴和他們一起到銀行領取了存有192萬餘元拆遷補償款的銀行卡。
就這樣，馮明貴騙取了國家拆遷補償款53萬餘元差價。當天，馮明貴開車在里安拆遷公司附近與鐘青見面，在其轎車內當面奉送用報紙包裹著的5萬元現金，還送給了孫先迪1萬元。餘下的錢中，馮明貴“賺”了37.9萬餘元。這也是他私吞的最大一筆款項。
最小一筆差價
虛報120平方米賺了11萬元馮明貴感歎“搞少了”
拆遷工作還在繼續。
楊泗街131號拆遷戶方某，一直沒有和動遷組談好價格。2006年10月，方某找到馮明貴幫忙，價格定在了53萬元。“照葫蘆畫瓢”，按照以前的做法，馮明貴做手腳虛報了120平方米無證建築面積房屋，這筆單做下來，他“賺了”11萬餘元。事後，馮獨自吞了此款，還發出感歎：“這次賺得不多，搞少了……” 事後，鐘青找到馮明貴領“賞銀”，馮明貴答應給錢，但一直未兌現，這事讓鐘青感到很不痛快。
伎倆愈發嫺熟
巷子“變身”無證建築面積輕鬆多出47萬元差價
馮明貴等人的伎倆越來越嫺熟，距離東窗事發也越來越近。
楊泗街65號是一棟三層樓的私房，高春蘭去做戶主王某的動遷工作時，王某說和馮明貴是親戚，要高春蘭直接跟馮明貴談。經商議，兩人決定給予77萬餘元拆遷補償款。後來，馮明貴想撈些“油水”，再次找到高春蘭，讓其將王家一條150多平方米巷子算成無證建築面積加進去。
高春蘭覺得有些離譜，沒輕易答應。馮明貴遂做高春蘭工作，聲稱會給她一筆好處費。高春蘭當即應允，後據此虛增該戶房屋無證建築面積210多平方米，製作了一份125萬餘元的拆遷補償協定。
馮明貴再次吃進“差價”47萬餘元，給了高春蘭5000元，他則拿了37萬餘元。
檢方查明，2006年6月至11月間，在總共31起拆遷中，拆遷公司高管夥同馮明貴等人，5個月內共騙取拆遷款1248萬餘元，其中馮明貴涉嫌個人實得425萬餘元。
查處結果
多名涉案人已判刑
法院認定，拆遷公司高管高春蘭夥同馮明貴等人先後六次共同貪污國家拆遷補償款296萬餘元，一審以犯貪污罪判刑12年，並處沒收財產1萬元；
鐘青、郭元喜均已判刑或追究刑事責任； 拆遷公司拆除驗收組組長孫先迪21次收受馮明貴賄賂21萬元，一審以犯貪污罪、受賄罪判刑17年，並處沒收財產2萬元。
嫌犯其人
馮明貴曾多次入獄
漢陽區檢察院在查辦鐘青等人案件中，發現馮明貴涉案。去年3月22日，漢陽檢方對馮明貴實施刑拘，後移送至武漢市檢察院審查。昨日，市檢察院對馮明貴提起公訴。
馮明貴綽號“大耀”，男，1964年出生，初中文化程度，湖南省新化縣人。1980年5月，他因搶劫被送少管2年；1982年9月，因流氓、盜竊被送勞動教養2年；1986年11月，因盜竊被送勞動教養1年6個月；1989年11月，因犯流氓罪被判刑3年。2002年至今，他任武漢市隨緣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案發後，馮明貴家屬協助退出贓款，檢察機關還依法扣押了馮明貴用贓款購買的思威牌轎車和紅旗轎車各一台，評估價值合計34萬餘元，合計追繳贓款贓物277萬餘元。
同時，檢察機關已查實馮明貴夥同鐘青、高春蘭、郭元喜等共同貪污國家拆遷補償款1248萬餘元，截至到去年11月，已追回贓款558萬餘元。
檢察機關認為，馮明貴應以貪污罪追究刑事責任。
律師觀點
加強監管保護國有資產
湖北九通盛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劉貽蓀指出，拆遷公司工作人員與社會人員勾結“黑錢”的行為，嚴重違背了拆遷應公開、公平、公正原則。令人關注的是，相關拆遷戶在自身利益下，也極為配合，以致國有資產流失。
律師呼籲，相關部門應加大對拆遷公司的監管，絕不給犯罪分子可乘之機，以保障拆遷人的合法權益和社會穩定。
(楚天都市報)
本報記者余皓
實習生鄧思慧 李君
通訊員吳紅
(來源:荊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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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3日 星期一
孩子們，你們掃了爺爺的興
韓寒
泰興幼兒園中的小孩也被人砍了，32人受傷，死亡情況不明。這個新聞因為離開上一次南平幼兒園襲擊的新聞太近，我甚至一度誤以為是同一個幼兒園。
在最近的變態凶手殺人事件中，他們都選擇了幼兒園和小學，相信在很多想報復社會的人心中，去幼兒園小學殺人成為了一種時尚，因為在殺人過程中，你將遇到最少的抵抗，殺掉最多的人，造成民間最大的痛苦的恐慌，是最有效的報復社會手段。除了楊佳以外，幾乎所有殺手都挑選了向弱者下手。這個社會沒有出口，殺害更弱者成了他們唯一的出口。我建議把全國地方政府門衛間裡的保安們抽調去保護幼兒園，孩子都保護不了的政府不需要那麼多人保護。
這些殺人事件的產生很大原因是這個社會不公正，不公平。是的，讓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但太陽不是每天都出。我們的陰天和黑夜是否稍微太多了一些？所以，提出讓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並不偉大，做到讓太陽分分鐘都掛在你頭頂上才偉大。
在泰州幼兒園殺人事件中，新聞被控制了，這些孩子們生不逢時，死更不逢時。在相關部門的認識裡，在這喜慶的氣氛裡，這事當屬雜音。我們只知道，泰州幼兒園殺人事件中，受傷32人，政府和醫院一再強調，無一死亡，但是坊間又傳說，死了多個孩子。你說我應該相信誰呢？相信政府吧，那為什麼他們禁止家長見到孩子呢？至今還封鎖著醫院和新聞，沒有孩子的照片和視頻，況且一個殺人用刀劈了32個人，結果一個沒死，那他到底是在殺人還是在做手術呢，也太小心了。相信傳聞吧，畢竟傳聞都是喜歡往誇張了傳的，我們無圖無真相，也不能相信。於是我一搜索泰州，出現的新聞居然是——《泰州近日三喜臨門》，日期是4月30日。
我只是非常的詫異，泰州政府通過了封鎖消息，封鎖醫院，控制媒體，禁止探望，轉移視線，等手段，居然成功的將人們對於殺手的憤怒轉移到了自己身上，這是何苦。你以為他有什麼目的，其實不是的，除了要配合世博會《和諧歡歌》以外，這只是慣性，是政府處理類似事件的習慣，是七步曲：吃飯喝酒到一半，出事了—— 隱瞞，隔離，撤媒體，發禁令，發通稿，賠錢，火化——繼續吃飯喝酒。他們處理問題的手段不比凶手高尚多少，也難怪在網上看到有幼兒園掛出橫幅——冤有頭債有主，出門左轉是政府。
短短的一個多月內，五起校園凶殺案件，短短的一周以內，就發生了兩起，4月29日，泰州，4月30日，濰坊。我不想去探討其中的社會原因，只想告訴大家，也就在這裡，一個人衝進幼兒園砍了32個小孩是不能上社會新聞的，32個加起來才超過一百歲的孩子，你們被砍了，連個報紙都不給你上，因為在幾百公裡以外，召開了一個盛會，那裡光煙花就放了上億，同時在你們的家鄉泰州，要召開國際旅游節，經貿洽談會和華僑城開業典禮，正三喜臨門。
也許在那些爺爺們眼裡，你們，是掃興的。
但是，我們可憐的孩子們，奶粉毒害的是你們，疫苗傷害的是你們，地震壓死的是你們，被火燒死的是你們。就算是成人們的規則出了問題，被成人用刀報復的也是你們。我願望真的像泰州政府說的一樣，你們全部都只是受傷，無一死亡。年長者失職了，願你們長大以後，不光要庇護你們自己的孩子，還要讓這個社會庇護所有人的孩子。
泰興幼兒園中的小孩也被人砍了，32人受傷，死亡情況不明。這個新聞因為離開上一次南平幼兒園襲擊的新聞太近，我甚至一度誤以為是同一個幼兒園。
在最近的變態凶手殺人事件中，他們都選擇了幼兒園和小學，相信在很多想報復社會的人心中，去幼兒園小學殺人成為了一種時尚，因為在殺人過程中，你將遇到最少的抵抗，殺掉最多的人，造成民間最大的痛苦的恐慌，是最有效的報復社會手段。除了楊佳以外，幾乎所有殺手都挑選了向弱者下手。這個社會沒有出口，殺害更弱者成了他們唯一的出口。我建議把全國地方政府門衛間裡的保安們抽調去保護幼兒園，孩子都保護不了的政府不需要那麼多人保護。
這些殺人事件的產生很大原因是這個社會不公正，不公平。是的，讓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但太陽不是每天都出。我們的陰天和黑夜是否稍微太多了一些？所以，提出讓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並不偉大，做到讓太陽分分鐘都掛在你頭頂上才偉大。
在泰州幼兒園殺人事件中，新聞被控制了，這些孩子們生不逢時，死更不逢時。在相關部門的認識裡，在這喜慶的氣氛裡，這事當屬雜音。我們只知道，泰州幼兒園殺人事件中，受傷32人，政府和醫院一再強調，無一死亡，但是坊間又傳說，死了多個孩子。你說我應該相信誰呢？相信政府吧，那為什麼他們禁止家長見到孩子呢？至今還封鎖著醫院和新聞，沒有孩子的照片和視頻，況且一個殺人用刀劈了32個人，結果一個沒死，那他到底是在殺人還是在做手術呢，也太小心了。相信傳聞吧，畢竟傳聞都是喜歡往誇張了傳的，我們無圖無真相，也不能相信。於是我一搜索泰州，出現的新聞居然是——《泰州近日三喜臨門》，日期是4月30日。
我只是非常的詫異，泰州政府通過了封鎖消息，封鎖醫院，控制媒體，禁止探望，轉移視線，等手段，居然成功的將人們對於殺手的憤怒轉移到了自己身上，這是何苦。你以為他有什麼目的，其實不是的，除了要配合世博會《和諧歡歌》以外，這只是慣性，是政府處理類似事件的習慣，是七步曲：吃飯喝酒到一半，出事了—— 隱瞞，隔離，撤媒體，發禁令，發通稿，賠錢，火化——繼續吃飯喝酒。他們處理問題的手段不比凶手高尚多少，也難怪在網上看到有幼兒園掛出橫幅——冤有頭債有主，出門左轉是政府。
短短的一個多月內，五起校園凶殺案件，短短的一周以內，就發生了兩起，4月29日，泰州，4月30日，濰坊。我不想去探討其中的社會原因，只想告訴大家，也就在這裡，一個人衝進幼兒園砍了32個小孩是不能上社會新聞的，32個加起來才超過一百歲的孩子，你們被砍了，連個報紙都不給你上，因為在幾百公裡以外，召開了一個盛會，那裡光煙花就放了上億，同時在你們的家鄉泰州，要召開國際旅游節，經貿洽談會和華僑城開業典禮，正三喜臨門。
也許在那些爺爺們眼裡，你們，是掃興的。
但是，我們可憐的孩子們，奶粉毒害的是你們，疫苗傷害的是你們，地震壓死的是你們，被火燒死的是你們。就算是成人們的規則出了問題，被成人用刀報復的也是你們。我願望真的像泰州政府說的一樣，你們全部都只是受傷，無一死亡。年長者失職了，願你們長大以後，不光要庇護你們自己的孩子，還要讓這個社會庇護所有人的孩子。
2010年4月8日 星期四
The US: Friend No More
Mark Simon
Second Opinion
Next Magazine
08 April 2010
With our currency pegged to the US dollar, rule of law, long standing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ffairs and staunch support of free trade, no other trading partner offers more of what the United States claims it needs for the success of its people and companie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e than Hong Kong does. At least that was the story until President Obama and his left leaning union-backed coalition came to power.
A US president who supports higher taxes, greater regulation,"fair" over free trade, and a belief that nations with"costs" below those of the US have an unfair trading advantage, means Hong Kong is about to taste the economic and trade agenda of the American left.
The shift in the US Democratic Party on trade has been taking place for some time, as unions, environmentalists and the usual collection of anti-capitalist elements have climbed to power within the party. Unions never forgave Bill Clinton for his pro-trade accomplishments which they saw as hurting US workers. President Obama secured union support in 2008 with a pledge to be more skeptical towards free trade. A pledge that he has undeniably lived up too as he has stopped signature-ready trade agreements with South Korea and Columbia, and made trade talks more about climate change than the exchange of goods.
The Democrat's anti-trade stance has consequences for Hong Kong. We are a city that lives on trade. If the dominant political power in our second largest market is turning protectionist, then Hong Kong will be harmed. Worse yet is when that trading partner is the US, and Hong Kong is seen as an economic threat based on the very system that has made Hong Kong prosperous.
Newsweek recently wrote that the only thing China accomplished at last April's G20 meeting was to block a US effort to name Hong Kong a tax haven. China may soon have another item to block.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Petersen Institute, a left leaning pro-Obama economic think tank recently called Hong Kong's currency undervalued. Is the US about to add currency manipulation to its charge of Hong Kong being a tax haven and opaque offshore banking center? And since Hong Kong hasn't made many changes to our banking system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when exactly did we become the rouge system the US now wants to clamp down?
Hong Kong is not a money laundering center nor a city founded on tax evasion. We are a low tax trading hub. The fact that Hong Kong banking laws are under assault by the US Treasury and IRS has more to do with closing up a financial system which is far more competitive than the high-cost US rather than the IRS chasing deadbeat Americans. It did not go un-noticed in the US that Hong Kong eclipsed New York in IPO offerings as companies fled US over-regulation and high taxes. It is possible to become competitive by either cutting your own costs or by raising your competitor's costs.
The shift in the US position on Hong Kong is clear. Is there one item on the US-Hong Kong agenda that opens more trade or removes regul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ners? The entire economic focus of the US on Hong Kong is negative and accusatory.
Hong Kong's response to this new hostility has been feeble. The US is calling Hong Kong a money laundering tax haven with poor banking laws. Hong Kong's response? A kowtow. While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wish a fight with the US, one might ask what the alternative is if Hong Kong does not resist the US? Make no mistake the problem the American left has with Hong Kong goes much deeper than a few banking law changes. A protectionist agenda is form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nd part of that agenda is an attack on low-tax light-regulation nations. This means Hong Kong.
Donald Tsang and his government owe the Hong Kong people a defense of the Hong Kong system, not complicit adherence in helping the US raise the cost of Hong Kong by increasing regulation and reducing competitiveness. Some fights are worth having.
Mark Simon first lived in Hong Kong from 1992 to 1995. Since 2000 he has been an executive with the Next Media group in Hong Kong. He has written on free trade in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IHT, SCMP, and various international policy journals.
Second Opinion
Next Magazine
08 April 2010
With our currency pegged to the US dollar, rule of law, long standing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ffairs and staunch support of free trade, no other trading partner offers more of what the United States claims it needs for the success of its people and companie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e than Hong Kong does. At least that was the story until President Obama and his left leaning union-backed coalition came to power.
A US president who supports higher taxes, greater regulation,"fair" over free trade, and a belief that nations with"costs" below those of the US have an unfair trading advantage, means Hong Kong is about to taste the economic and trade agenda of the American left.
The shift in the US Democratic Party on trade has been taking place for some time, as unions, environmentalists and the usual collection of anti-capitalist elements have climbed to power within the party. Unions never forgave Bill Clinton for his pro-trade accomplishments which they saw as hurting US workers. President Obama secured union support in 2008 with a pledge to be more skeptical towards free trade. A pledge that he has undeniably lived up too as he has stopped signature-ready trade agreements with South Korea and Columbia, and made trade talks more about climate change than the exchange of goods.
The Democrat's anti-trade stance has consequences for Hong Kong. We are a city that lives on trade. If the dominant political power in our second largest market is turning protectionist, then Hong Kong will be harmed. Worse yet is when that trading partner is the US, and Hong Kong is seen as an economic threat based on the very system that has made Hong Kong prosperous.
Newsweek recently wrote that the only thing China accomplished at last April's G20 meeting was to block a US effort to name Hong Kong a tax haven. China may soon have another item to block.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Petersen Institute, a left leaning pro-Obama economic think tank recently called Hong Kong's currency undervalued. Is the US about to add currency manipulation to its charge of Hong Kong being a tax haven and opaque offshore banking center? And since Hong Kong hasn't made many changes to our banking system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when exactly did we become the rouge system the US now wants to clamp down?
Hong Kong is not a money laundering center nor a city founded on tax evasion. We are a low tax trading hub. The fact that Hong Kong banking laws are under assault by the US Treasury and IRS has more to do with closing up a financial system which is far more competitive than the high-cost US rather than the IRS chasing deadbeat Americans. It did not go un-noticed in the US that Hong Kong eclipsed New York in IPO offerings as companies fled US over-regulation and high taxes. It is possible to become competitive by either cutting your own costs or by raising your competitor's costs.
The shift in the US position on Hong Kong is clear. Is there one item on the US-Hong Kong agenda that opens more trade or removes regul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ners? The entire economic focus of the US on Hong Kong is negative and accusatory.
Hong Kong's response to this new hostility has been feeble. The US is calling Hong Kong a money laundering tax haven with poor banking laws. Hong Kong's response? A kowtow. While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wish a fight with the US, one might ask what the alternative is if Hong Kong does not resist the US? Make no mistake the problem the American left has with Hong Kong goes much deeper than a few banking law changes. A protectionist agenda is form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nd part of that agenda is an attack on low-tax light-regulation nations. This means Hong Kong.
Donald Tsang and his government owe the Hong Kong people a defense of the Hong Kong system, not complicit adherence in helping the US raise the cost of Hong Kong by increasing regulation and reducing competitiveness. Some fights are worth having.
Mark Simon first lived in Hong Kong from 1992 to 1995. Since 2000 he has been an executive with the Next Media group in Hong Kong. He has written on free trade in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IHT, SCMP, and various international policy journals.
2010年3月25日 星期四
內地半數飯盒含致癌物
明報
2010年3月25日
【明報專訊】內地不法商家以有毒化學物質生產塑膠飯盒的情况嚴重。有檢測結果顯示，這些飯盒含有工業碳酸鈣和工業石蠟等有毒化學物，當飯盒盛載有油或醋的食物時，化學物就會溶解入食物之中被人體吸收，輕則影響新陳代謝 系統，形成膽石、腎石，攝入過量更可能致癌。
《中國青年報》引述中國國際食品包裝協會的統計，中國每年消耗150億個飯盒，但大部分飯盒在生產過程存在問題，質量不合格，協會秘書長董金獅說，這些飯盒「合格率還不到一半」。
董金獅指出，曾將北京 兩間著名飯店「老邊餃子」和「東來順涮羊肉」所用的飯盒拿去檢驗，結果發現，飯盒所用物質溶解到食物中的比例超過國家標準20倍至150倍。董金獅稱，生產商為省成本，生產飯盒時混入工業碳酸鈣和工業石蠟等有毒化學物，令民眾用飯盒吃飯等於「服毒」。
2010年3月25日
【明報專訊】內地不法商家以有毒化學物質生產塑膠飯盒的情况嚴重。有檢測結果顯示，這些飯盒含有工業碳酸鈣和工業石蠟等有毒化學物，當飯盒盛載有油或醋的食物時，化學物就會溶解入食物之中被人體吸收，輕則影響新陳代謝 系統，形成膽石、腎石，攝入過量更可能致癌。
《中國青年報》引述中國國際食品包裝協會的統計，中國每年消耗150億個飯盒，但大部分飯盒在生產過程存在問題，質量不合格，協會秘書長董金獅說，這些飯盒「合格率還不到一半」。
董金獅指出，曾將北京 兩間著名飯店「老邊餃子」和「東來順涮羊肉」所用的飯盒拿去檢驗，結果發現，飯盒所用物質溶解到食物中的比例超過國家標準20倍至150倍。董金獅稱，生產商為省成本，生產飯盒時混入工業碳酸鈣和工業石蠟等有毒化學物，令民眾用飯盒吃飯等於「服毒」。
Silenced by a shoe and he still doesn't know why
Stephen Vines
Second Opinion
Next Magazine 2010-03-25
Mr. Henry Tang's peculiar fixed grin indicates the terrible level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Hong Kong's rulers and the ruled.
Almost a month has passed since the shoe throwing incident when the Chief Secretary Henry Tang demonstrated that he does a passable imitation of a lamp post but a poor imitation of a political leader.
When the unemployed Mr Man flung his shoe at Mr Tang during a youth summit the Chief Secretary looked startled, stopped reading the speech, which was anyway threatening to put people to sleep, and donned that peculiar fixed grin he favors when something is going on that he doesn't understand.
Mr Tang is far from being Hong Kong's brightest person and rarely ventures out alone without a script prepared by one of his officials so he is spared having to utter words that come out of his own head. Former U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had a similar problem when speaking in public and even had trouble reading out the scripts prepared for him but when, in 2008, a Iraqi protester gave him the flying shoe treatment he both managed to duck, unlike Mr Tang, and then managed to make a decent joke about the incident. Later, when back in the hands of his minders, he even managed to use the incident to make a telling point about America's aims in Iraq.
The best example of turning heckling to advantage was supplied by the Soviet leader Nikita Khrushchev who was on a tour of the nation explaining why the Communist Party had decided the time had come to denounce the crimes of Josef Stalin.'We all knew what was going on back then but could not do anything', he told his audience.'Why not', shouted a man at one of these meetings. Khrushchev looked up from his speech and asked,'who said that?' Total silence followed.'Now you know', he triumphantly continued.
What is staggering about the Tang incident is not just that he was completely unable to respond in any way but that his handlers did not even bother to subsequently supply him with some words that would have made it possible to turn this insult into an advantage.
It seems to be official government policy to never let officials depart from their scripts and always to miss an opportunity to use an opportunity. Thus it is that despite repeatedly being subject to colorful disruptions of his rare addresses to Legco the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can do little more than grimace or share his Chief Secretary's habit of assuming a strange looking grin.
The not very lamented first Chief Executive of the SAR, Tung Chee-hwa decided that the best way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as to copy the habits of the leadership on the Mainland and make toneless speeches punctuated by pauses at which point the handpicked audience were expected to break into polite applause. If anyone can remember a single word of any of these speeches please do not contact me, it only shows you have an appetite for the very dull.
This tells us a great deal about the state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Hong Kong where charisma has been surgically removed from the picture and communication is largely carried out in ways that show an alarming disregard for the people who are supposed to be the recipients of this communication.
Lively rhetoric is almost absent from Hong Kong's political scene, indeed it is a struggle to think of any political leaders who can actually manage to inspire an audience. The ailing democrat Szeto-wah is an exception; he makes very moving speeches which are greeted with rapt attention. Lamentably the democrat camp has few other people who can perform in this way and the pro-government camp largely does not even bother to try.
This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performance but an indication of the terrible level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Hong Kong's rulers and the ruled; as this is not acknowledged things can only get worse.
Second Opinion
Next Magazine 2010-03-25
Mr. Henry Tang's peculiar fixed grin indicates the terrible level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Hong Kong's rulers and the ruled.
Almost a month has passed since the shoe throwing incident when the Chief Secretary Henry Tang demonstrated that he does a passable imitation of a lamp post but a poor imitation of a political leader.
When the unemployed Mr Man flung his shoe at Mr Tang during a youth summit the Chief Secretary looked startled, stopped reading the speech, which was anyway threatening to put people to sleep, and donned that peculiar fixed grin he favors when something is going on that he doesn't understand.
Mr Tang is far from being Hong Kong's brightest person and rarely ventures out alone without a script prepared by one of his officials so he is spared having to utter words that come out of his own head. Former U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had a similar problem when speaking in public and even had trouble reading out the scripts prepared for him but when, in 2008, a Iraqi protester gave him the flying shoe treatment he both managed to duck, unlike Mr Tang, and then managed to make a decent joke about the incident. Later, when back in the hands of his minders, he even managed to use the incident to make a telling point about America's aims in Iraq.
The best example of turning heckling to advantage was supplied by the Soviet leader Nikita Khrushchev who was on a tour of the nation explaining why the Communist Party had decided the time had come to denounce the crimes of Josef Stalin.'We all knew what was going on back then but could not do anything', he told his audience.'Why not', shouted a man at one of these meetings. Khrushchev looked up from his speech and asked,'who said that?' Total silence followed.'Now you know', he triumphantly continued.
What is staggering about the Tang incident is not just that he was completely unable to respond in any way but that his handlers did not even bother to subsequently supply him with some words that would have made it possible to turn this insult into an advantage.
It seems to be official government policy to never let officials depart from their scripts and always to miss an opportunity to use an opportunity. Thus it is that despite repeatedly being subject to colorful disruptions of his rare addresses to Legco the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can do little more than grimace or share his Chief Secretary's habit of assuming a strange looking grin.
The not very lamented first Chief Executive of the SAR, Tung Chee-hwa decided that the best way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as to copy the habits of the leadership on the Mainland and make toneless speeches punctuated by pauses at which point the handpicked audience were expected to break into polite applause. If anyone can remember a single word of any of these speeches please do not contact me, it only shows you have an appetite for the very dull.
This tells us a great deal about the state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Hong Kong where charisma has been surgically removed from the picture and communication is largely carried out in ways that show an alarming disregard for the people who are supposed to be the recipients of this communication.
Lively rhetoric is almost absent from Hong Kong's political scene, indeed it is a struggle to think of any political leaders who can actually manage to inspire an audience. The ailing democrat Szeto-wah is an exception; he makes very moving speeches which are greeted with rapt attention. Lamentably the democrat camp has few other people who can perform in this way and the pro-government camp largely does not even bother to try.
This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performance but an indication of the terrible level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Hong Kong's rulers and the ruled; as this is not acknowledged things can only get worse.
2010年3月24日 星期三
陳雲：保育永利街 濫用「文化例外」
在高壓統治的地方，人民要記住失去的，而不是償還的。奪去頭顱，償還頭髮，是毋須感激的事。上環永利街之保存，是由中環的天星皇后碼頭之粉碎換來。偷走天星碼頭與大會堂之間的公共領域，還你永利街的私人蝸居，以獅子山精神迷醉市民，使愚民只問耕耘，不問收獲，為了養家活兒，打落牙齒和血吞，默默承受大財團的金融及地產掠奪，維繫香港的資產階級專政，是曾蔭權一伙鼠竊狗偷的長技。
筆者出任民政局研究總監期間，政府因西九爭議及旅港學者龍應台的挑戰，而授意民政局整理及陳述香港政府的文化政策。筆者草擬，修訂再三，二○○六年四月八日，民政局局長何志平在《信報》以官方身份發表「細說香港文化政策」。文章重點後來成為官方的文化政策陳述，在諮詢報告及政府網頁，乃至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的牌匾，俱有公布。當中一段摘錄如下，以作歷史存照：
歷年來，本地的文化政策都是透過具體的公共文化措施，與民間互動而形成，而非透過文化辯論或意識形態辯論。政府在文化範疇的行政行為，亦採用一般的行政原則，如自由經濟、公民自主與維持公共服務的財政原則等，而不因為特殊的文化考慮而破格處理，即所謂「文化例外」（cultural exception）的方法，掌管文化的官員亦自覺抑制，甚少採取「文化英雄」、救急扶危的角色。
例如，過去在古蹟保護方面，政府遵從產權自主和城市規劃的一般原則，多於文化美學的特殊考慮。又例如，在自由貿易的大原則之下，香港的文化市場開放，沒有特殊的保護措施。至於推動創意工業，亦遵照自由經濟的原則。
公義不存，私義何用？
為此，同人在任期間，即使目睹天星皇后碼頭清拆而民眾的文化觀感逆轉，文化界視之為公共空間之萎縮，象徵特區政府不再秉持殖民政府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後的公共政策承擔，同人身處官衙，由於曾蔭權政府不願退讓，另改藍圖以保留天星皇后碼頭，只能一言不發。前民政局局長兼古物總監何志平在落任之前，甚至親自出面，聲稱皇后碼頭並無古蹟的保存價值，甘願領受罵名而黯然下台。然而，二〇〇七年七月，古物總監轉移到發展局局長手上之後，綱紀蕩然，借口特事特辦，大開「文化例外」之先例。
政府若要真的開創「文化例外」的先例，使香港在回歸之後開展文化城市（cultural city）之建設，則應自天星皇后碼頭之原地保存或重置開始，而不是從永利街開始。而即使是文化例外，政府行使酌情權而暫緩工程之後，也要依循程序，重新諮詢及坦誠陳述，向民眾展開文化共識之辯論，向議會申請或確認撥款，而不是偷偷摸摸，不敢認頭，假借市建局做爛頭卒。
回歸之後，打從美國銀行大班梁錦松出任財政司司長而高唱「獅子山下」之後，註定香港的中小企業和中下階層走上惡運。政府厲行新自由主義之惡政，鬆懈市場監管，鼓吹弱肉強食及金融掠奪甚至欺詐（如雷曼迷債），並且部署退出公共承擔，推出或密謀推出強積金、私人醫療供款（強醫金）、教育產業化、隧道私有化、公屋商場私有化（領匯）等等，又停建公屋及居屋。
獅子山精神在和合石
獅子山下精神如要真的奏效，也須政府願意承擔公共服務及福利保障，並且維護市場公平。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香港電台推出《獅子山下》之際，正是港英政府勇於承擔公共服務及社會福利之時，勇於為本地產業開拓市場及維護市場公平之時，令小市民及小企業無後顧之憂。天星碼頭、大會堂、政府總部及郵政總局的方正簡潔的官方建築風格，以及這些建築物之間的、絕少商業氣息的公共空間，是港英政府不辯自明的文化政治。
回歸之後，天星皇后倒下，政府總部搬遷，郵政總局及大會堂也終將清拆。整個公共空間將被商業盤據。「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撤走了公共領域的公正與平等，私人領域還有什麼作為？二十元一個鐘，做夠十年，也是二十元一個鐘，而屋租、糧食、學費卻成倍上升。窮人都不信這套了，政府還向人灌輸死做爛做、多勞多得，努力奮鬥終有出頭天，不必向政府要求公義，饑寒交迫也不要申請綜援，欲以永利街之保存而高舉「獅子山精神」，可謂妙想天開。
今時今日，獅子山精神不在永利街，而在和合石，浩氣長存矣。
摘自信報
筆者出任民政局研究總監期間，政府因西九爭議及旅港學者龍應台的挑戰，而授意民政局整理及陳述香港政府的文化政策。筆者草擬，修訂再三，二○○六年四月八日，民政局局長何志平在《信報》以官方身份發表「細說香港文化政策」。文章重點後來成為官方的文化政策陳述，在諮詢報告及政府網頁，乃至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的牌匾，俱有公布。當中一段摘錄如下，以作歷史存照：
歷年來，本地的文化政策都是透過具體的公共文化措施，與民間互動而形成，而非透過文化辯論或意識形態辯論。政府在文化範疇的行政行為，亦採用一般的行政原則，如自由經濟、公民自主與維持公共服務的財政原則等，而不因為特殊的文化考慮而破格處理，即所謂「文化例外」（cultural exception）的方法，掌管文化的官員亦自覺抑制，甚少採取「文化英雄」、救急扶危的角色。
例如，過去在古蹟保護方面，政府遵從產權自主和城市規劃的一般原則，多於文化美學的特殊考慮。又例如，在自由貿易的大原則之下，香港的文化市場開放，沒有特殊的保護措施。至於推動創意工業，亦遵照自由經濟的原則。
公義不存，私義何用？
為此，同人在任期間，即使目睹天星皇后碼頭清拆而民眾的文化觀感逆轉，文化界視之為公共空間之萎縮，象徵特區政府不再秉持殖民政府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後的公共政策承擔，同人身處官衙，由於曾蔭權政府不願退讓，另改藍圖以保留天星皇后碼頭，只能一言不發。前民政局局長兼古物總監何志平在落任之前，甚至親自出面，聲稱皇后碼頭並無古蹟的保存價值，甘願領受罵名而黯然下台。然而，二〇〇七年七月，古物總監轉移到發展局局長手上之後，綱紀蕩然，借口特事特辦，大開「文化例外」之先例。
政府若要真的開創「文化例外」的先例，使香港在回歸之後開展文化城市（cultural city）之建設，則應自天星皇后碼頭之原地保存或重置開始，而不是從永利街開始。而即使是文化例外，政府行使酌情權而暫緩工程之後，也要依循程序，重新諮詢及坦誠陳述，向民眾展開文化共識之辯論，向議會申請或確認撥款，而不是偷偷摸摸，不敢認頭，假借市建局做爛頭卒。
回歸之後，打從美國銀行大班梁錦松出任財政司司長而高唱「獅子山下」之後，註定香港的中小企業和中下階層走上惡運。政府厲行新自由主義之惡政，鬆懈市場監管，鼓吹弱肉強食及金融掠奪甚至欺詐（如雷曼迷債），並且部署退出公共承擔，推出或密謀推出強積金、私人醫療供款（強醫金）、教育產業化、隧道私有化、公屋商場私有化（領匯）等等，又停建公屋及居屋。
獅子山精神在和合石
獅子山下精神如要真的奏效，也須政府願意承擔公共服務及福利保障，並且維護市場公平。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香港電台推出《獅子山下》之際，正是港英政府勇於承擔公共服務及社會福利之時，勇於為本地產業開拓市場及維護市場公平之時，令小市民及小企業無後顧之憂。天星碼頭、大會堂、政府總部及郵政總局的方正簡潔的官方建築風格，以及這些建築物之間的、絕少商業氣息的公共空間，是港英政府不辯自明的文化政治。
回歸之後，天星皇后倒下，政府總部搬遷，郵政總局及大會堂也終將清拆。整個公共空間將被商業盤據。「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撤走了公共領域的公正與平等，私人領域還有什麼作為？二十元一個鐘，做夠十年，也是二十元一個鐘，而屋租、糧食、學費卻成倍上升。窮人都不信這套了，政府還向人灌輸死做爛做、多勞多得，努力奮鬥終有出頭天，不必向政府要求公義，饑寒交迫也不要申請綜援，欲以永利街之保存而高舉「獅子山精神」，可謂妙想天開。
今時今日，獅子山精神不在永利街，而在和合石，浩氣長存矣。
摘自信報
2010年3月23日 星期二
2010年3月22日 星期一
We’re Having a Chinese CNN
Chip Tsao
HK Magazine
19 March 2010
After announcing his $2 billion acquisition of the ATV broadcasting station as a major shareholder, up-and-coming Shanghai property tycoon Wang Jing laid out an ambitious plan to turn the channel into “Asia’s CNN” in 20 years. A bold sound-bite, only eclipsed a little later the same day when the ICAC arrested the GM of competitor channel TVB, Stephen Chan, on corruption charges. It seems neither ATV nor Chan were born under a lucky star.
In order to truly create “Asia’s CNN” out of China, Wang would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Money is no problem, but it’s human resources that worry me.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other side of the news, the side not monopolized by Western media cultural imperialism, a team of local Hong Kong war correspondents would have to be urgently trained to deploy to countries such as Pakistan, Iraq and Afghanistan to provide round-the-clock news bulletins. There is very limited manpower available in Hong Kong. Most of the reporters recently swarming Premier Wen Jiabao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struggling to extract a word of comment on Hong Kong’s state of play or the performance of Donald Tsang, looked like teeny-boopers or amateur Japanese porn stars. Paparazzi lurking around Lan Kwai Fong hoping for a snapshot of Edison will be prevented by their parents from taking a high-risk job like an Afghanistan assignment; Hong Kong’s film starlets will never answer a question with a volley of machine gun fire.
Wang will have to recruit some brave candidates from China, which is never in short supply of surprises. But even if he’s lucky enough to find a Chinese Mike Chinoy, would that correspondent be allowed to beam back a live story about a riot in Urumqi if a government building was just rocked by an Islamic suicide bomber there? Would he be permitted to have the same urgency as when on September 11, 2001, CNN’s journalist uttered the famous lines live on air, “You are looking at obviously a very disturbing live shot there. That’s the famous World Trade Center, we have unconfirmed reports this morning that a plane has crashed into one of the towers”?
Would we get a program like “Crossfire,” anchored by hosts from both the left and right wing ideologies debating the issues of the day? Martin Lee locked in arguments with CY Leung on the prospects of universal suffrage in Hong Kong, watched by over 100 million Chinese households?
If this isn’t the case, the odds of any Hong Kong TV station becoming “Asia’s CNN” in 20 years is less likely than me becoming another Li Ka-shing in the next 20 months, or CNN evolving into America’s ATV if President Obama wins another term.
Chip Tsao is a best-selling author and columnist. A former reporter for the BBC, his columns have also appeared in Apple Daily, Next Magazine and CUP Magazine, among others.
HK Magazine
19 March 2010
After announcing his $2 billion acquisition of the ATV broadcasting station as a major shareholder, up-and-coming Shanghai property tycoon Wang Jing laid out an ambitious plan to turn the channel into “Asia’s CNN” in 20 years. A bold sound-bite, only eclipsed a little later the same day when the ICAC arrested the GM of competitor channel TVB, Stephen Chan, on corruption charges. It seems neither ATV nor Chan were born under a lucky star.
In order to truly create “Asia’s CNN” out of China, Wang would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Money is no problem, but it’s human resources that worry me.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other side of the news, the side not monopolized by Western media cultural imperialism, a team of local Hong Kong war correspondents would have to be urgently trained to deploy to countries such as Pakistan, Iraq and Afghanistan to provide round-the-clock news bulletins. There is very limited manpower available in Hong Kong. Most of the reporters recently swarming Premier Wen Jiabao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struggling to extract a word of comment on Hong Kong’s state of play or the performance of Donald Tsang, looked like teeny-boopers or amateur Japanese porn stars. Paparazzi lurking around Lan Kwai Fong hoping for a snapshot of Edison will be prevented by their parents from taking a high-risk job like an Afghanistan assignment; Hong Kong’s film starlets will never answer a question with a volley of machine gun fire.
Wang will have to recruit some brave candidates from China, which is never in short supply of surprises. But even if he’s lucky enough to find a Chinese Mike Chinoy, would that correspondent be allowed to beam back a live story about a riot in Urumqi if a government building was just rocked by an Islamic suicide bomber there? Would he be permitted to have the same urgency as when on September 11, 2001, CNN’s journalist uttered the famous lines live on air, “You are looking at obviously a very disturbing live shot there. That’s the famous World Trade Center, we have unconfirmed reports this morning that a plane has crashed into one of the towers”?
Would we get a program like “Crossfire,” anchored by hosts from both the left and right wing ideologies debating the issues of the day? Martin Lee locked in arguments with CY Leung on the prospects of universal suffrage in Hong Kong, watched by over 100 million Chinese households?
If this isn’t the case, the odds of any Hong Kong TV station becoming “Asia’s CNN” in 20 years is less likely than me becoming another Li Ka-shing in the next 20 months, or CNN evolving into America’s ATV if President Obama wins another term.
Chip Tsao is a best-selling author and columnist. A former reporter for the BBC, his columns have also appeared in Apple Daily, Next Magazine and CUP Magazine, among others.
求證！ 央視新聞三十分披露：雲南全省蓄水即將耗竭！
文章提交者：靈鷲山
早間觀看央視新聞三十分，播音員用極其嚴峻的口吻，透露出來一條消息，雲南全省庫存蓄水即將耗竭，具體耗竭的時間卻沒有透露，在網上搜索出一條較詳細的，說是五月就將耗竭！除此之外，不在昆明的朋友大概不知道這裏的形勢多嚴峻，政府為了穩住昆明物資供應，比如蔬菜供應，已經在一些大的小區，設立蔬菜直供點，把賣菜的大卡車停在路邊上，車上是從外省運入的蔬菜，排著長長大隊，因為菜價低於超市，在昆明最大的小區之一新迎小區的官房廣場就有，蔬菜一時售罄，據直供點的工作人員透露，說是這些蔬菜是政府拿錢從外省買來，由政府定價投放到社區直接銷售，不允許銷售方自行定價，但是因為購買者太多，往往一大早就去，晚了買不上。還要提到的是，去了昆明包括沃爾瑪、家樂福、好又多這三家最大超市的各大分店，目前糧油價格是在穩定狀態之下的，其中好又多超市的各個分店，還在推出特價大米不限量優惠購買活動，多個品牌東北大米在減價銷售，這是比較欣慰的。
現在大家擔心一個問題，昆明的兩大水源：掌鳩河和松華壩，還能支撐多久，樂觀一點看，昆明目前還沒有完全限制洗車和洗浴行業，餐飲業仍在正常運轉，但就怕好景不長，首府昆明市目前尚未出現像曲靖市那樣限時劃片供水，但是從央視透露出來的消息來看，若雨季來臨的時間受挫，這一天估計不再遙遠。
同時，據我們在當地細緻觀察，近來昆明街頭治安警力明顯加強，估計除了和溫總理近期駐滇視察工作有關之外，很可能當地也擔憂會因為嚴峻旱情，出現大量災民湧向昆明，壓力增大。
連續8個月，雲南的天氣都是毒日當空，往日沃野千里的高原紅土地，此刻被高溫曬得乾裂，每一處湖泊，日見消失在人們眼中。步步緊逼的旱情導致全省缺水、缺糧人數劇增。
蓄水：全省庫塘存量僅夠用3個月 氣象部門預測，近期我省大範圍降水天氣稀少，大部分地區在5月中旬以後才會陸續進入雨季，發生秋、冬、春、初夏連續乾旱的可能性很大。據省防汛抗旱指揮部統計，目前，全省庫塘蓄水僅為50.1億立方米，比上一年度減少近20億立方米。預計2月至5月，全省用水量將達45億立方米，也就是說，如果5月中旬雨季還不來，雲南省現有的庫塘蓄水將基本用完，局部地區將面臨庫塘無水可用狀況。
早間觀看央視新聞三十分，播音員用極其嚴峻的口吻，透露出來一條消息，雲南全省庫存蓄水即將耗竭，具體耗竭的時間卻沒有透露，在網上搜索出一條較詳細的，說是五月就將耗竭！除此之外，不在昆明的朋友大概不知道這裏的形勢多嚴峻，政府為了穩住昆明物資供應，比如蔬菜供應，已經在一些大的小區，設立蔬菜直供點，把賣菜的大卡車停在路邊上，車上是從外省運入的蔬菜，排著長長大隊，因為菜價低於超市，在昆明最大的小區之一新迎小區的官房廣場就有，蔬菜一時售罄，據直供點的工作人員透露，說是這些蔬菜是政府拿錢從外省買來，由政府定價投放到社區直接銷售，不允許銷售方自行定價，但是因為購買者太多，往往一大早就去，晚了買不上。還要提到的是，去了昆明包括沃爾瑪、家樂福、好又多這三家最大超市的各大分店，目前糧油價格是在穩定狀態之下的，其中好又多超市的各個分店，還在推出特價大米不限量優惠購買活動，多個品牌東北大米在減價銷售，這是比較欣慰的。
現在大家擔心一個問題，昆明的兩大水源：掌鳩河和松華壩，還能支撐多久，樂觀一點看，昆明目前還沒有完全限制洗車和洗浴行業，餐飲業仍在正常運轉，但就怕好景不長，首府昆明市目前尚未出現像曲靖市那樣限時劃片供水，但是從央視透露出來的消息來看，若雨季來臨的時間受挫，這一天估計不再遙遠。
同時，據我們在當地細緻觀察，近來昆明街頭治安警力明顯加強，估計除了和溫總理近期駐滇視察工作有關之外，很可能當地也擔憂會因為嚴峻旱情，出現大量災民湧向昆明，壓力增大。
連續8個月，雲南的天氣都是毒日當空，往日沃野千里的高原紅土地，此刻被高溫曬得乾裂，每一處湖泊，日見消失在人們眼中。步步緊逼的旱情導致全省缺水、缺糧人數劇增。
蓄水：全省庫塘存量僅夠用3個月 氣象部門預測，近期我省大範圍降水天氣稀少，大部分地區在5月中旬以後才會陸續進入雨季，發生秋、冬、春、初夏連續乾旱的可能性很大。據省防汛抗旱指揮部統計，目前，全省庫塘蓄水僅為50.1億立方米，比上一年度減少近20億立方米。預計2月至5月，全省用水量將達45億立方米，也就是說，如果5月中旬雨季還不來，雲南省現有的庫塘蓄水將基本用完，局部地區將面臨庫塘無水可用狀況。
2010年3月21日 星期日
公佈山西部分患兒名單 呼籲更多的人求證真相
王克勤的博客
http://wangkeqin.blog.sohu.com/146526833.html?act=1269124487898
自3月17日《山西疫苗亂象調查》一文刊發後，得到全社會多方面的積極回應。不斷有讀者及各地類似患兒家長通過多種方式聯繫我，反映全國各地更多與疫苗接種關聯的患兒情況；也有許多媒體同行希望得到山西患兒家長聯繫方式，以便前往山西跟進報導；也有不少讀者和公共衛生專業人士致電與我，表達問候並提供疫苗內幕與專業情況，期望提供專業説明；還有不少充滿愛心的人想對這些處境悲慘的家庭施予援手等等。
為此，我在這裡代表我所採訪過的山西患兒及家長向所有關心他們的人表達由衷的謝意。同時也感謝廣大讀者對我們中國經濟時報山西疫苗報導的認可與聲援，也感謝眾多同仁和各界人士對於我們報社的支持與鼓勵。
在文章見報當天晚上，衛生部表態，對此高度重視，立即展開調查工作，要求山西省衛生廳儘快報告接種異常反應新情況。與此同時，山西省衛生廳通過新華社作出回應，稱我文中所反映的情況，早在2007年就有媒體報導，當時經省級專家組鑒定，認定不屬於疫苗接種異常反應。並在後續回應中稱，他們找到了我文中所提15個患兒中的10人，只有1人鑒定為疫苗接種異常反應。
對此，我聲明，我對自己報導中的每一個字負全責。在歷時半年的山西全境地毯式搜索調查採訪中，我獲得了七十多份患兒病歷，以及採訪錄音、錄影、調查筆錄，大量政府相關檔、法定文書，件件為證，可以說是鐵證如山。
誰能夠證明是山西省衛生廳所說不實？是我報導不實？還是新華社山西分社在撒謊？這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媒體與獨立調查機構展開全面的調查核實。尤其是需要排除當事人----山西省衛生廳、中國經濟時報及新華社山西分社之外，獨立的協力廠商展開細緻科學的調查。
我在採訪過程中遇到了大量患兒家長多年來試圖通過法律途徑維權，苦於無力請律師，還遭遇上訴難、立案難、審判難等重重困境。因此希望法律界愛心人士速速前往山西，為困境中的患兒家庭提供法律援助。
一個文明開放的社會，是需要每一個公民都具有質疑精神的社會。
因此，我在這裡，經徵求患兒家長同意，將我採訪過的部分家庭聯繫方式公佈出來，期望能夠給更多獨立調查者以方便。真誠期望更多的媒體及獨立調查者本著質疑的精神，深入山西繼續報導此事，還原事實真相。
真正找出眾多孩子致死致殘的禍根，而不是糾結於之前的報導是否“基本不實”。真正為這些死殘的孩子們負起責任，給這些家庭一個令人信服的答覆，真正堵住問題疫苗管理混亂的漏洞，為更多孩子的生命安全負起責任來。
禍根何在？我想“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雪是埋不住屍體的！
為了給這些山西孩子一個令人信服的說法，為了更多中國孩子的生命安全，我在此呼籲：讓全社會一起來關注山西問題疫苗中的孩子們！
——我呼籲國家最高層儘快成立聯合調查組介入調查，真正查清山西問題疫苗以及眾多孩子死殘的核心原因，給公眾一個權威交待；
——我呼籲更多的媒體進入山西，調查這一事件，從而讓更多核心真相浮出水面；
——我呼籲更高層次、更有公信力、更加權威的衛生鑒定機構，儘快進入山西，做出科學、公允、獨立的調查結果；
——我呼籲司法機關、公益律師儘快介入山西問題疫苗事件，為廣大患兒家庭提供法律援助；
——我呼籲更多愛心團體和廣大網友向處境悲慘的患兒家庭伸出援手！
為方便各方展開工作，深入調查，我借博客公佈一部分山西患兒家長、及在我採訪中出現的部分相關部門和人員的聯繫方式。為保護孩子的權益，名單使用原文中的化名。
下列15名兒童，皆為我在《山西疫苗亂象調查》中提及的患兒。
注：下面的材料是按照：兒童在文中出現名字、性別、出生年月、年齡、接種疫苗後患病名稱、接種日期、疫苗名稱、患病日期、家庭地址、家長姓名、聯繫電話、患兒及家庭情況簡介的順序列出。
1.王小兒 男 2007-11-24 死亡 抽風 2008-1-2 乙肝疫苗 2008-1-10 山西省柳林縣柳林鎮青龍村 其父王明亮 13994809666；
王小兒出生當天醫院即為他接種了卡介苗、乙肝疫苗。滿月後不久，又接種了第二次乙肝疫苗。一周後，孩子便開始不斷出現抽搐、嘔吐，兩個眼睛往上翻，臉上、身上發青，甚至呼吸暫停，頻繁驚厥等症狀。從3月開始，每個星期其父王明亮都重複著在“村莊——柳林縣城——太原——北京；北京——太原——柳林縣城——村莊”的路線，一個來回1400多公里。王明亮為了讓醫生準確瞭解孩子病情，專門購買了電腦、攝像機，每每孩子病情嚴重、抽搐顫抖時進行拍攝，拷到U盤，每次趕到北京香山醫院時交與醫生。2008年8月22日，9個月的王小兒死於進京求醫招待所。
2.劉紫陽 男 2006-6-24 死亡 過敏性紫癲 病前接種 附接種證 2007-7-28 長治市長子縣南陳鄉善村 其父劉雲斌 0355-8455579；
劉紫陽出生後，接種了卡介、乙肝、百白破及糖丸等疫苗。2007年2月28日晚9時許，8個月的劉紫陽開始發燒，第二天中午身上開始出現“黑斑”，皮膚青紫，呼吸緊迫。下午1時許送到長子縣人民醫院，被診斷為“過敏性紫癜”，採取抗過敏等措施，半小時後身體發青更加嚴重。在兒科診斷15分鐘後，轉傳染科住院。就在護士鋪床之際，孩子開始劇烈抽搐，搶救無效死亡。
3.王仕超 男 2005-2-21 死亡 病毒性腦炎 2008-9-25 狂犬疫苗 2008-10-7 山西省陽泉市平臺縣南苑人家9號樓二單元216號 其母王文娟15934030315；
2008年9月10日，三歲的王仕超被小狗咬破了上嘴唇。隨即到陽泉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接種了狂犬疫苗，後來又接種了三次。本應10月10日接種最後一次，但10月7日晚孩子卻突然發燒，8日上午，出現嘔吐症狀。10日轉入重症監護室，14日早上搶救無效死亡。
4.劉一 男 死亡 4歲 病毒性腦炎 病前接種狂犬等多種疫苗 2009-8-26 山西省陽泉市義井鎮泊裡村 其父劉彥13994516549；
2009年8月10日，四歲的劉一被狗咬傷了右臉。一小時後注射了狂犬疫苗。8月24日，孩子接種第4次疫苗。兩天後，開始發燒、嘔吐。8月27日8時30分來到陽泉市第一人民醫院。12時30分醫院出具《病危通知書》，診斷為：“重症病毒性腦炎？化腦或乙腦不排除？” 17時30分，經搶救無效死亡。如今孩子的屍體還在醫院的太平間裡。
5.燕燕 女 2008-4-30 1歲 抽風 2008-5-29 乙肝疫苗 2008-5-30 大同市天鎮縣南河堡鄉顧家灣村 其父高二清13703521684，奶奶張建雲13703521684；
2008年5月29日接種乙肝疫苗後，沉睡不醒。5月30日早上8點出現噴射性嘔吐，晚上9點多，開始抽風。5月31日早晨，在大同市第五人民醫院，被診斷為病毒性腦炎。目前不哭、不鬧、不笑、不玩、不說，不會走路，“像個植物人一樣”。
燕燕家現在僅有一間30平米的小平房，高家四代6口人全部睡在一個土炕上，15瓦的電燈泡和灶用鼓風機是家中僅有的兩件電器。“本來要蓋房子的，錢全部給孩子看病花掉了，連牛都賣了，還欠了一大堆的債。”燕燕的奶奶張建雲如是說。
土炕上，姥姥抱著燕燕。記者看到梳洗的乾淨、漂亮的女孩定定地坐在姥姥懷抱裡，沒有表情。記者試圖與燕燕交流，給糖吃，卻視而不見，面對攝影閃光燈沒有任何反應，試圖讓孩子走幾步，孩子卻站不穩。
6.強強 男 2002-5-18 7歲 病毒性腦炎 2006-7-17 乙腦疫苗 2006-8-7 呂梁市交口縣回龍鄉回龍村 其父高長宏 15935847788；
2006年7月17日接種乙腦疫苗。8月24日開始發高燒，8月26日半夜開始抽風，後來發展到昏迷不醒、口吐白沫、鼻子流血、四肢發硬、持續抽搐。在太原市傳染病醫院，被診斷為乙型腦炎。家人稱孩子目前會不定時地抽風。
其父高長巨集還告訴記者，小兒子吃了三鹿奶粉後，得了結石。
7.君君 男 2005-3-28 4歲 抽風 2007-10-15 白破疫苗 2007-10-20 山西省柳林縣孟門鎮石安村23號 其父李常勤13834763375；
2007年10月15日接種百白破疫苗。五天後出現不良反應，初期表現是腿拐，行走不穩，且日益嚴重，隨後出現了頭痛、嘔吐症狀。在山西省兒童醫院，神經內科專家多次會診，沒有斷清病症，住院期間核磁共振影像報告結果腦萎縮，住院一個多月總算保住了性命。治療花了6萬餘元。
8.晨晨 男 1998-6-20 11歲 免疫系統疾病 2006-6-16 麻腮風、乙腦疫苗 2006-7-1 太原市寇莊西路自來水宿舍3單元18號 其父劉新民 0351-7324609;
2009年9月14日，晨晨的母親田霞，原山西省疾控中心疫苗供應站護士，向記者介紹了兒子晨晨發病的情況。
晨晨2006年7月30日出生。“05年之前，我在省疾控中心工作，覺得那裡的疫苗品質過硬，所以專門跑去為孩子接種。”2006年11月2日，晨晨接種百白破疫苗。一周後，體溫高達37.2 - 37.4攝氏度，並伴有抽搐。2007年1月9日住進首都兒科研究所附屬兒童醫院，診斷為“嬰兒痙攣症”。目前後遺症癲癇。
9.莉莉 女 1999-6-21 10歲 抽風 2007-11-28 流腦疫苗 2008-2、3月 太原市小店區西溫莊鄉東溫莊村 其父高徑15333619469；
2007年10月25日接種流感疫苗、11月28日接種流腦疫苗。2008年春節時感到異樣，3、4月份後問題更加明顯，表現為：吐字不清，動作怪異，手、腳、頭部常常不自覺抽動。各相關醫院對病因一直查不清楚。
10.妞妞 女 2007-9-25 11個月 病毒性腦炎 病前接種 見接種證 2008-9-21 山西省長治市壺關縣龍泉鎮大山聞村 其父賈海波13546518682；
2008年7月7日接種了流腮疫苗、8月8日接種了乙腦疫苗。9月22日發高燒，渾身長滿紅斑。在山西省兒童醫院診療，是血小板減少，疑似紫癲、腦炎，而具體病因始終不明。2008年10月7日到北京兒童醫院進行了治療，最終確診為壞死性筋膜炎。目前留下肢體活動困難後遺症。
一家四口暫住在自家的房子裡，房子，已賣給別人了。給女兒治病的欠帳，尚未還清。
11.慧慧 女 1998-6-1 11歲 過敏性紫癲 2006-5-14 麻風二聯疫苗 2006-5-29 高平市野川鎮蒲溝村 其父韋惠民13935685652，爺爺韋雷生0356-3230915;
2009年12月10日，在慧慧的家裡，其爺爺韋雷生告訴記者，孫女1998年4月19日出生。2006年5月14日，在高平市野川村衛生所注射麻疹、風疹聯合疫苗，2006年5月26日大便出血、兩腿出現大量水疹。3天後被送高平市人民醫院住院。6月2日後先後轉入長治市和平醫院、北京兒童醫院搶救治療，診斷為過敏性紫癜，並引發腎炎，孩子病情經治療並未好轉，反而轉化為紫癜性慢性腎炎。
北京兒童醫院在搶救治療中，幫助慧慧窮盡過敏原，尋找病因。
-- 食物組過敏原檢測結果：總lgE、魚、蝦蟹、肉、牛奶、蛋白蛋黃、穀物全部陰性，食物過敏引起被排除；
-- 吸入組過敏原檢測結果：總lgE、屋塵、蟎蟲、黴菌、草組、植物組、樹木花粉全部陰性，吸入組過敏引起被排除；
-- 最後C13尿素呼吸試驗，幽門螺旋桿菌也是陰性。
韋雷生將孫女過敏性紫癜的過敏原最後歸結到疫苗上了。“我豁上老命也得給孫女討個公道回來！”為搶救孫女賣完了50多頭豬的“養豬專業戶”韋雷生，幾年來堅持不懈地上訪申訴。
2009年3月28日，晉城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委託的診斷專家組做出診斷報告，診斷報告稱：“過敏性紫癜、過敏性紫癜性腎炎與接種麻風二聯疫苗在時間上和可能發生的常見疑似預防接種反應疾病上有相關關係”。
於是，韋雷生一家將疫苗生產廠商北京天壇生物製品股份有限公司及疫苗接種使用管理機構晉城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告上法庭。2010年1月13日，高平市人民法院判決“接種麻風二聯疫苗而誘發過敏性紫癜及過敏性紫癜腎炎屬接種疫苗後的異常反應。”判賠慧慧醫療費、精神損失費等156178.52元。
12.靳中逸 男 1992-11-1 17歲 病毒性腦炎 病前學校接種乙腦疫苗 乙腦疫苗 2008-8-27 高平市三甲鎮底池村 其父靳偉才13753619398；
2009年11月18日，在山西省高平縣城，記者見到了正在讀高中的靳中逸。寡言少語，反應遲緩。
其父靳偉才告訴記者，兒子14歲，響應政府應急接種乙腦疫苗號召，2006年8月26日下午，在三甲鎮衛生院接種了乙腦疫苗，接種疫苗的醫生是孫愛香。
第二天，兒子感覺頭痛得很，發高燒。在市人民醫院住院治療，8月28日，醫生說退燒了，回家修養。但是，當晚又高燒不退。趕到長治市和平醫院就診，確診為乙腦疑似病例。從這次患病後，就落下了一個後遺症頭痛，時不時地發作，受異味刺激頭痛易發作，非常痛苦。
13.玲玲 女 1993-6-15 16歲 急性播散性腦脊髓炎 2006-12-8 流腦A+C疫苗
2006-12-10 山西省臨汾市洪洞縣萬安鎮 其父易文龍13903572625；
2006年玲玲考上了山西省臨汾市新華中學，在43班讀初一。2006年12月8日，校醫給班裡60餘名學生集體接種流腦A+C疫苗。接種後第二天，發現孩子異樣，兩天後加重，孩子出現了嚴重的意識紊亂不良反應，送到臨汾市人民醫院進行治療，住院3天後轉入山西省兒童醫院治療，該院下達了病重通知書。十天後，轉院中國人民解放軍301總醫院，結論是“急性播散性腦脊髓炎”。目前各醫院均未查出發病原因。
14.豪豪 男 2002-11-26 4歲 病毒性腦炎 病前接種 多種疫苗 2007-8-16 山西省運城市垣曲縣新城鎮礦管局 其母王建霞 13934095001；
2007年6月27日接種了乙腦疫苗。8月16日出現發熱、嘔吐、抽搐症狀，在垣曲縣人民醫院治療，診斷為乙腦。2007年10月11日，轉入北京兒童醫院治療，診斷：“症狀性癲癇；肺炎？”。目前總計花費12.6萬元，後遺症癲癇。
15.蕊蕊 女 2008-6-11 1歲 癱瘓 2008-9-20 糖丸疫苗 2008-10-9 運城鹽湖區
其父王武明 13466562797；
2008年9月20日，接種了糖丸疫苗和百白破疫苗。19天後發燒，10月16日就診於運城市中心醫院，診斷為急性播散性腦炎。目前後遺症癱瘓。
已經花了23萬元的蕊蕊母親張海霞說：“我最大的期望：只求女兒長大成人，能自己上廁所就行了。”
其它相關人員及機構聯繫電話：
陳濤安，山西省疾控中心原資訊管理科科長，多年來不斷上訪舉報，向媒體反映山西疫苗問題。電話：13834568060。
衛生部總機：010-68792114。
衛生部衛生產業企業管理協會 辦公室電話：010-64018737。
山西省衛生廳辦公室電話：0351-3580521。
田建國，北京華衛公司經理，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製品配送中心主任。電話：13910890098。
http://wangkeqin.blog.sohu.com/146526833.html?act=1269124487898
自3月17日《山西疫苗亂象調查》一文刊發後，得到全社會多方面的積極回應。不斷有讀者及各地類似患兒家長通過多種方式聯繫我，反映全國各地更多與疫苗接種關聯的患兒情況；也有許多媒體同行希望得到山西患兒家長聯繫方式，以便前往山西跟進報導；也有不少讀者和公共衛生專業人士致電與我，表達問候並提供疫苗內幕與專業情況，期望提供專業説明；還有不少充滿愛心的人想對這些處境悲慘的家庭施予援手等等。
為此，我在這裡代表我所採訪過的山西患兒及家長向所有關心他們的人表達由衷的謝意。同時也感謝廣大讀者對我們中國經濟時報山西疫苗報導的認可與聲援，也感謝眾多同仁和各界人士對於我們報社的支持與鼓勵。
在文章見報當天晚上，衛生部表態，對此高度重視，立即展開調查工作，要求山西省衛生廳儘快報告接種異常反應新情況。與此同時，山西省衛生廳通過新華社作出回應，稱我文中所反映的情況，早在2007年就有媒體報導，當時經省級專家組鑒定，認定不屬於疫苗接種異常反應。並在後續回應中稱，他們找到了我文中所提15個患兒中的10人，只有1人鑒定為疫苗接種異常反應。
對此，我聲明，我對自己報導中的每一個字負全責。在歷時半年的山西全境地毯式搜索調查採訪中，我獲得了七十多份患兒病歷，以及採訪錄音、錄影、調查筆錄，大量政府相關檔、法定文書，件件為證，可以說是鐵證如山。
誰能夠證明是山西省衛生廳所說不實？是我報導不實？還是新華社山西分社在撒謊？這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媒體與獨立調查機構展開全面的調查核實。尤其是需要排除當事人----山西省衛生廳、中國經濟時報及新華社山西分社之外，獨立的協力廠商展開細緻科學的調查。
我在採訪過程中遇到了大量患兒家長多年來試圖通過法律途徑維權，苦於無力請律師，還遭遇上訴難、立案難、審判難等重重困境。因此希望法律界愛心人士速速前往山西，為困境中的患兒家庭提供法律援助。
一個文明開放的社會，是需要每一個公民都具有質疑精神的社會。
因此，我在這裡，經徵求患兒家長同意，將我採訪過的部分家庭聯繫方式公佈出來，期望能夠給更多獨立調查者以方便。真誠期望更多的媒體及獨立調查者本著質疑的精神，深入山西繼續報導此事，還原事實真相。
真正找出眾多孩子致死致殘的禍根，而不是糾結於之前的報導是否“基本不實”。真正為這些死殘的孩子們負起責任，給這些家庭一個令人信服的答覆，真正堵住問題疫苗管理混亂的漏洞，為更多孩子的生命安全負起責任來。
禍根何在？我想“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雪是埋不住屍體的！
為了給這些山西孩子一個令人信服的說法，為了更多中國孩子的生命安全，我在此呼籲：讓全社會一起來關注山西問題疫苗中的孩子們！
——我呼籲國家最高層儘快成立聯合調查組介入調查，真正查清山西問題疫苗以及眾多孩子死殘的核心原因，給公眾一個權威交待；
——我呼籲更多的媒體進入山西，調查這一事件，從而讓更多核心真相浮出水面；
——我呼籲更高層次、更有公信力、更加權威的衛生鑒定機構，儘快進入山西，做出科學、公允、獨立的調查結果；
——我呼籲司法機關、公益律師儘快介入山西問題疫苗事件，為廣大患兒家庭提供法律援助；
——我呼籲更多愛心團體和廣大網友向處境悲慘的患兒家庭伸出援手！
為方便各方展開工作，深入調查，我借博客公佈一部分山西患兒家長、及在我採訪中出現的部分相關部門和人員的聯繫方式。為保護孩子的權益，名單使用原文中的化名。
下列15名兒童，皆為我在《山西疫苗亂象調查》中提及的患兒。
注：下面的材料是按照：兒童在文中出現名字、性別、出生年月、年齡、接種疫苗後患病名稱、接種日期、疫苗名稱、患病日期、家庭地址、家長姓名、聯繫電話、患兒及家庭情況簡介的順序列出。
1.王小兒 男 2007-11-24 死亡 抽風 2008-1-2 乙肝疫苗 2008-1-10 山西省柳林縣柳林鎮青龍村 其父王明亮 13994809666；
王小兒出生當天醫院即為他接種了卡介苗、乙肝疫苗。滿月後不久，又接種了第二次乙肝疫苗。一周後，孩子便開始不斷出現抽搐、嘔吐，兩個眼睛往上翻，臉上、身上發青，甚至呼吸暫停，頻繁驚厥等症狀。從3月開始，每個星期其父王明亮都重複著在“村莊——柳林縣城——太原——北京；北京——太原——柳林縣城——村莊”的路線，一個來回1400多公里。王明亮為了讓醫生準確瞭解孩子病情，專門購買了電腦、攝像機，每每孩子病情嚴重、抽搐顫抖時進行拍攝，拷到U盤，每次趕到北京香山醫院時交與醫生。2008年8月22日，9個月的王小兒死於進京求醫招待所。
2.劉紫陽 男 2006-6-24 死亡 過敏性紫癲 病前接種 附接種證 2007-7-28 長治市長子縣南陳鄉善村 其父劉雲斌 0355-8455579；
劉紫陽出生後，接種了卡介、乙肝、百白破及糖丸等疫苗。2007年2月28日晚9時許，8個月的劉紫陽開始發燒，第二天中午身上開始出現“黑斑”，皮膚青紫，呼吸緊迫。下午1時許送到長子縣人民醫院，被診斷為“過敏性紫癜”，採取抗過敏等措施，半小時後身體發青更加嚴重。在兒科診斷15分鐘後，轉傳染科住院。就在護士鋪床之際，孩子開始劇烈抽搐，搶救無效死亡。
3.王仕超 男 2005-2-21 死亡 病毒性腦炎 2008-9-25 狂犬疫苗 2008-10-7 山西省陽泉市平臺縣南苑人家9號樓二單元216號 其母王文娟15934030315；
2008年9月10日，三歲的王仕超被小狗咬破了上嘴唇。隨即到陽泉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接種了狂犬疫苗，後來又接種了三次。本應10月10日接種最後一次，但10月7日晚孩子卻突然發燒，8日上午，出現嘔吐症狀。10日轉入重症監護室，14日早上搶救無效死亡。
4.劉一 男 死亡 4歲 病毒性腦炎 病前接種狂犬等多種疫苗 2009-8-26 山西省陽泉市義井鎮泊裡村 其父劉彥13994516549；
2009年8月10日，四歲的劉一被狗咬傷了右臉。一小時後注射了狂犬疫苗。8月24日，孩子接種第4次疫苗。兩天後，開始發燒、嘔吐。8月27日8時30分來到陽泉市第一人民醫院。12時30分醫院出具《病危通知書》，診斷為：“重症病毒性腦炎？化腦或乙腦不排除？” 17時30分，經搶救無效死亡。如今孩子的屍體還在醫院的太平間裡。
5.燕燕 女 2008-4-30 1歲 抽風 2008-5-29 乙肝疫苗 2008-5-30 大同市天鎮縣南河堡鄉顧家灣村 其父高二清13703521684，奶奶張建雲13703521684；
2008年5月29日接種乙肝疫苗後，沉睡不醒。5月30日早上8點出現噴射性嘔吐，晚上9點多，開始抽風。5月31日早晨，在大同市第五人民醫院，被診斷為病毒性腦炎。目前不哭、不鬧、不笑、不玩、不說，不會走路，“像個植物人一樣”。
燕燕家現在僅有一間30平米的小平房，高家四代6口人全部睡在一個土炕上，15瓦的電燈泡和灶用鼓風機是家中僅有的兩件電器。“本來要蓋房子的，錢全部給孩子看病花掉了，連牛都賣了，還欠了一大堆的債。”燕燕的奶奶張建雲如是說。
土炕上，姥姥抱著燕燕。記者看到梳洗的乾淨、漂亮的女孩定定地坐在姥姥懷抱裡，沒有表情。記者試圖與燕燕交流，給糖吃，卻視而不見，面對攝影閃光燈沒有任何反應，試圖讓孩子走幾步，孩子卻站不穩。
6.強強 男 2002-5-18 7歲 病毒性腦炎 2006-7-17 乙腦疫苗 2006-8-7 呂梁市交口縣回龍鄉回龍村 其父高長宏 15935847788；
2006年7月17日接種乙腦疫苗。8月24日開始發高燒，8月26日半夜開始抽風，後來發展到昏迷不醒、口吐白沫、鼻子流血、四肢發硬、持續抽搐。在太原市傳染病醫院，被診斷為乙型腦炎。家人稱孩子目前會不定時地抽風。
其父高長巨集還告訴記者，小兒子吃了三鹿奶粉後，得了結石。
7.君君 男 2005-3-28 4歲 抽風 2007-10-15 白破疫苗 2007-10-20 山西省柳林縣孟門鎮石安村23號 其父李常勤13834763375；
2007年10月15日接種百白破疫苗。五天後出現不良反應，初期表現是腿拐，行走不穩，且日益嚴重，隨後出現了頭痛、嘔吐症狀。在山西省兒童醫院，神經內科專家多次會診，沒有斷清病症，住院期間核磁共振影像報告結果腦萎縮，住院一個多月總算保住了性命。治療花了6萬餘元。
8.晨晨 男 1998-6-20 11歲 免疫系統疾病 2006-6-16 麻腮風、乙腦疫苗 2006-7-1 太原市寇莊西路自來水宿舍3單元18號 其父劉新民 0351-7324609;
2009年9月14日，晨晨的母親田霞，原山西省疾控中心疫苗供應站護士，向記者介紹了兒子晨晨發病的情況。
晨晨2006年7月30日出生。“05年之前，我在省疾控中心工作，覺得那裡的疫苗品質過硬，所以專門跑去為孩子接種。”2006年11月2日，晨晨接種百白破疫苗。一周後，體溫高達37.2 - 37.4攝氏度，並伴有抽搐。2007年1月9日住進首都兒科研究所附屬兒童醫院，診斷為“嬰兒痙攣症”。目前後遺症癲癇。
9.莉莉 女 1999-6-21 10歲 抽風 2007-11-28 流腦疫苗 2008-2、3月 太原市小店區西溫莊鄉東溫莊村 其父高徑15333619469；
2007年10月25日接種流感疫苗、11月28日接種流腦疫苗。2008年春節時感到異樣，3、4月份後問題更加明顯，表現為：吐字不清，動作怪異，手、腳、頭部常常不自覺抽動。各相關醫院對病因一直查不清楚。
10.妞妞 女 2007-9-25 11個月 病毒性腦炎 病前接種 見接種證 2008-9-21 山西省長治市壺關縣龍泉鎮大山聞村 其父賈海波13546518682；
2008年7月7日接種了流腮疫苗、8月8日接種了乙腦疫苗。9月22日發高燒，渾身長滿紅斑。在山西省兒童醫院診療，是血小板減少，疑似紫癲、腦炎，而具體病因始終不明。2008年10月7日到北京兒童醫院進行了治療，最終確診為壞死性筋膜炎。目前留下肢體活動困難後遺症。
一家四口暫住在自家的房子裡，房子，已賣給別人了。給女兒治病的欠帳，尚未還清。
11.慧慧 女 1998-6-1 11歲 過敏性紫癲 2006-5-14 麻風二聯疫苗 2006-5-29 高平市野川鎮蒲溝村 其父韋惠民13935685652，爺爺韋雷生0356-3230915;
2009年12月10日，在慧慧的家裡，其爺爺韋雷生告訴記者，孫女1998年4月19日出生。2006年5月14日，在高平市野川村衛生所注射麻疹、風疹聯合疫苗，2006年5月26日大便出血、兩腿出現大量水疹。3天後被送高平市人民醫院住院。6月2日後先後轉入長治市和平醫院、北京兒童醫院搶救治療，診斷為過敏性紫癜，並引發腎炎，孩子病情經治療並未好轉，反而轉化為紫癜性慢性腎炎。
北京兒童醫院在搶救治療中，幫助慧慧窮盡過敏原，尋找病因。
-- 食物組過敏原檢測結果：總lgE、魚、蝦蟹、肉、牛奶、蛋白蛋黃、穀物全部陰性，食物過敏引起被排除；
-- 吸入組過敏原檢測結果：總lgE、屋塵、蟎蟲、黴菌、草組、植物組、樹木花粉全部陰性，吸入組過敏引起被排除；
-- 最後C13尿素呼吸試驗，幽門螺旋桿菌也是陰性。
韋雷生將孫女過敏性紫癜的過敏原最後歸結到疫苗上了。“我豁上老命也得給孫女討個公道回來！”為搶救孫女賣完了50多頭豬的“養豬專業戶”韋雷生，幾年來堅持不懈地上訪申訴。
2009年3月28日，晉城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委託的診斷專家組做出診斷報告，診斷報告稱：“過敏性紫癜、過敏性紫癜性腎炎與接種麻風二聯疫苗在時間上和可能發生的常見疑似預防接種反應疾病上有相關關係”。
於是，韋雷生一家將疫苗生產廠商北京天壇生物製品股份有限公司及疫苗接種使用管理機構晉城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告上法庭。2010年1月13日，高平市人民法院判決“接種麻風二聯疫苗而誘發過敏性紫癜及過敏性紫癜腎炎屬接種疫苗後的異常反應。”判賠慧慧醫療費、精神損失費等156178.52元。
12.靳中逸 男 1992-11-1 17歲 病毒性腦炎 病前學校接種乙腦疫苗 乙腦疫苗 2008-8-27 高平市三甲鎮底池村 其父靳偉才13753619398；
2009年11月18日，在山西省高平縣城，記者見到了正在讀高中的靳中逸。寡言少語，反應遲緩。
其父靳偉才告訴記者，兒子14歲，響應政府應急接種乙腦疫苗號召，2006年8月26日下午，在三甲鎮衛生院接種了乙腦疫苗，接種疫苗的醫生是孫愛香。
第二天，兒子感覺頭痛得很，發高燒。在市人民醫院住院治療，8月28日，醫生說退燒了，回家修養。但是，當晚又高燒不退。趕到長治市和平醫院就診，確診為乙腦疑似病例。從這次患病後，就落下了一個後遺症頭痛，時不時地發作，受異味刺激頭痛易發作，非常痛苦。
13.玲玲 女 1993-6-15 16歲 急性播散性腦脊髓炎 2006-12-8 流腦A+C疫苗
2006-12-10 山西省臨汾市洪洞縣萬安鎮 其父易文龍13903572625；
2006年玲玲考上了山西省臨汾市新華中學，在43班讀初一。2006年12月8日，校醫給班裡60餘名學生集體接種流腦A+C疫苗。接種後第二天，發現孩子異樣，兩天後加重，孩子出現了嚴重的意識紊亂不良反應，送到臨汾市人民醫院進行治療，住院3天後轉入山西省兒童醫院治療，該院下達了病重通知書。十天後，轉院中國人民解放軍301總醫院，結論是“急性播散性腦脊髓炎”。目前各醫院均未查出發病原因。
14.豪豪 男 2002-11-26 4歲 病毒性腦炎 病前接種 多種疫苗 2007-8-16 山西省運城市垣曲縣新城鎮礦管局 其母王建霞 13934095001；
2007年6月27日接種了乙腦疫苗。8月16日出現發熱、嘔吐、抽搐症狀，在垣曲縣人民醫院治療，診斷為乙腦。2007年10月11日，轉入北京兒童醫院治療，診斷：“症狀性癲癇；肺炎？”。目前總計花費12.6萬元，後遺症癲癇。
15.蕊蕊 女 2008-6-11 1歲 癱瘓 2008-9-20 糖丸疫苗 2008-10-9 運城鹽湖區
其父王武明 13466562797；
2008年9月20日，接種了糖丸疫苗和百白破疫苗。19天後發燒，10月16日就診於運城市中心醫院，診斷為急性播散性腦炎。目前後遺症癱瘓。
已經花了23萬元的蕊蕊母親張海霞說：“我最大的期望：只求女兒長大成人，能自己上廁所就行了。”
其它相關人員及機構聯繫電話：
陳濤安，山西省疾控中心原資訊管理科科長，多年來不斷上訪舉報，向媒體反映山西疫苗問題。電話：13834568060。
衛生部總機：010-68792114。
衛生部衛生產業企業管理協會 辦公室電話：010-64018737。
山西省衛生廳辦公室電話：0351-3580521。
田建國，北京華衛公司經理，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製品配送中心主任。電話：13910890098。
2010年3月18日 星期四
香港不同背景人士失眠比率
- 背景：一般人口 失眠比率：20.0%
- 背景：女性 失眠比率：24.6%
- 背景：非在職人士（包括失業）失眠比率：25.8%
- 背景：教育程度低（未完成中學或以下）失眠比率：26.4%
- 背景：55至 64歲 失眠比率：26.9%
- 背景：離婚/分居/喪偶 失眠比率：30.9%
資料來源：衞生署
「中鎖脂肪酸」可減肥？
郭靜君
Next Magazine
2010年03月18日
港大早前研究指出，食油即使只加熱一次，有害物質已颷升廿七倍，引人關注。市面上不少食油掛上各種健康名目促銷，原來大多有混淆視聽之嫌。
「中鎖脂肪酸」可減肥？
有日本生產商推出聲稱可「締造健康、纖麗及滋味」的食油，標榜其「中鎖脂肪酸」能預防脂肪囤積、幫助控制體重。中文大學營養研究中心首席營養師史曼媚則提醒，科學上暫未有確實證據支持其功效，長期食用更有可能弄巧反拙。「中鎖脂肪酸喺人體內的確較易氧化被燃燒，但一般只在醫院監察下俾病人用。大部分生產商做嘅研究，測試人數太少，結論冇說服力；而且中鎖脂肪酸被吸收燃燒之後，有機會喺肝臟重新合成，即是皮下脂肪雖然少咗，但內臟脂肪同血液嘅膽固醇含量卻增多，仲唔健康。」史曼媚說。貴價果油物有所值？近年有不少進口果油，如葡萄籽油及牛油果油，以健康之名貴價出售。史曼媚表示，果油比普通食油健康，主要在於其煙點較高；若用於日常炒菜煮食，則分別不大：「如果要炸嘢，果油確實會產生較少油煙同致癌物。「果油有多啲植物固醇、維他命 E等營養，不過要健康飲食，每餐應該用少於兩茶匙的油，以呢個分量，用其他植物油或果油其實對營養價值影響都不大，所以唔需要買咁貴來用。」
市面上的食油名目繁多，但若被健康標籤誤導而增加用油量，只會弄巧反拙。
史曼媚提醒，食油的煙點各異，要因應不同的煮食方法使用。
每餐用不多於兩茶匙的油煮食，才是最健康的食法。
有日本生產商推出聲稱可「締造健康、纖麗及滋味」的食油，標榜其「中鎖脂肪酸」能預防脂肪囤積、幫助控制體重。中文大學營養研究中心首席營養師史曼媚則提醒，科學上暫未有確實證據支持其功效，長期食用更有可能弄巧反拙。「中鎖脂肪酸喺人體內的確較易氧化被燃燒，但一般只在醫院監察下俾病人用。大部分生產商做嘅研究，測試人數太少，結論冇說服力；而且中鎖脂肪酸被吸收燃燒之後，有機會喺肝臟重新合成，即是皮下脂肪雖然少咗，但內臟脂肪同血液嘅膽固醇含量卻增多，仲唔健康。」史曼媚說。貴價果油物有所值？近年有不少進口果油，如葡萄籽油及牛油果油，以健康之名貴價出售。史曼媚表示，果油比普通食油健康，主要在於其煙點較高；若用於日常炒菜煮食，則分別不大：「如果要炸嘢，果油確實會產生較少油煙同致癌物。「果油有多啲植物固醇、維他命 E等營養，不過要健康飲食，每餐應該用少於兩茶匙的油，以呢個分量，用其他植物油或果油其實對營養價值影響都不大，所以唔需要買咁貴來用。」
煙點有幾緊要？
愈來愈多人關心食油的煙點，史曼媚亦指出煙點是影響食油健康的主要因素：「煙點就係油嘅沸騰點，油經加熱變成煙，就會產生致癌物質，所以不同嘅煮食方法，就應該用不同的油。例如初搾橄欖油（ Extra Virgin/ Virgin Olive Oil）煙點較低，唔應該用作煎炸，但取代沙律醬拌沙律就會健康啲。」
溝油用更健康？
市面上各款食油均打出健康口號，務求得到消費者垂青。有的標榜不含膽固醇、有益心臟健康，有的聲稱含更多抗氧化元素，更有以「最佳比例」之名的混合橄欖油及芥花籽油，讓人眼花繚亂。史曼媚指出所有植物油的營養價值相差不大，最重要是用量得宜，不要被健康標籤誤導。「科學上冇所謂『最佳比例』，唔好以為某種油比較健康就食多啲，好多食油都有降低膽固醇的功效，只係同動物油比較，食多咗會造成額外卡路里負荷，損害健康。其實從肉類同果仁當中一樣吸收到食油所含嘅營養。」
橄欖油不可亂放？
近年極受歡迎的橄欖油，儲存方面原來要特別小心。「橄欖油對光同熱特別敏感，超級市場有賣啲只用透明膠樽裝，會較容易導致氧化變質，應該選擇放喺深色玻璃樽入面嘅、或者自己換個合適嘅樽，可以保鮮耐啲。」史曼媚說。
Next Magazine
2010年03月18日
港大早前研究指出，食油即使只加熱一次，有害物質已颷升廿七倍，引人關注。市面上不少食油掛上各種健康名目促銷，原來大多有混淆視聽之嫌。
「中鎖脂肪酸」可減肥？
有日本生產商推出聲稱可「締造健康、纖麗及滋味」的食油，標榜其「中鎖脂肪酸」能預防脂肪囤積、幫助控制體重。中文大學營養研究中心首席營養師史曼媚則提醒，科學上暫未有確實證據支持其功效，長期食用更有可能弄巧反拙。「中鎖脂肪酸喺人體內的確較易氧化被燃燒，但一般只在醫院監察下俾病人用。大部分生產商做嘅研究，測試人數太少，結論冇說服力；而且中鎖脂肪酸被吸收燃燒之後，有機會喺肝臟重新合成，即是皮下脂肪雖然少咗，但內臟脂肪同血液嘅膽固醇含量卻增多，仲唔健康。」史曼媚說。貴價果油物有所值？近年有不少進口果油，如葡萄籽油及牛油果油，以健康之名貴價出售。史曼媚表示，果油比普通食油健康，主要在於其煙點較高；若用於日常炒菜煮食，則分別不大：「如果要炸嘢，果油確實會產生較少油煙同致癌物。「果油有多啲植物固醇、維他命 E等營養，不過要健康飲食，每餐應該用少於兩茶匙的油，以呢個分量，用其他植物油或果油其實對營養價值影響都不大，所以唔需要買咁貴來用。」
市面上的食油名目繁多，但若被健康標籤誤導而增加用油量，只會弄巧反拙。
史曼媚提醒，食油的煙點各異，要因應不同的煮食方法使用。
每餐用不多於兩茶匙的油煮食，才是最健康的食法。
有日本生產商推出聲稱可「締造健康、纖麗及滋味」的食油，標榜其「中鎖脂肪酸」能預防脂肪囤積、幫助控制體重。中文大學營養研究中心首席營養師史曼媚則提醒，科學上暫未有確實證據支持其功效，長期食用更有可能弄巧反拙。「中鎖脂肪酸喺人體內的確較易氧化被燃燒，但一般只在醫院監察下俾病人用。大部分生產商做嘅研究，測試人數太少，結論冇說服力；而且中鎖脂肪酸被吸收燃燒之後，有機會喺肝臟重新合成，即是皮下脂肪雖然少咗，但內臟脂肪同血液嘅膽固醇含量卻增多，仲唔健康。」史曼媚說。貴價果油物有所值？近年有不少進口果油，如葡萄籽油及牛油果油，以健康之名貴價出售。史曼媚表示，果油比普通食油健康，主要在於其煙點較高；若用於日常炒菜煮食，則分別不大：「如果要炸嘢，果油確實會產生較少油煙同致癌物。「果油有多啲植物固醇、維他命 E等營養，不過要健康飲食，每餐應該用少於兩茶匙的油，以呢個分量，用其他植物油或果油其實對營養價值影響都不大，所以唔需要買咁貴來用。」
煙點有幾緊要？
愈來愈多人關心食油的煙點，史曼媚亦指出煙點是影響食油健康的主要因素：「煙點就係油嘅沸騰點，油經加熱變成煙，就會產生致癌物質，所以不同嘅煮食方法，就應該用不同的油。例如初搾橄欖油（ Extra Virgin/ Virgin Olive Oil）煙點較低，唔應該用作煎炸，但取代沙律醬拌沙律就會健康啲。」
溝油用更健康？
市面上各款食油均打出健康口號，務求得到消費者垂青。有的標榜不含膽固醇、有益心臟健康，有的聲稱含更多抗氧化元素，更有以「最佳比例」之名的混合橄欖油及芥花籽油，讓人眼花繚亂。史曼媚指出所有植物油的營養價值相差不大，最重要是用量得宜，不要被健康標籤誤導。「科學上冇所謂『最佳比例』，唔好以為某種油比較健康就食多啲，好多食油都有降低膽固醇的功效，只係同動物油比較，食多咗會造成額外卡路里負荷，損害健康。其實從肉類同果仁當中一樣吸收到食油所含嘅營養。」
橄欖油不可亂放？
近年極受歡迎的橄欖油，儲存方面原來要特別小心。「橄欖油對光同熱特別敏感，超級市場有賣啲只用透明膠樽裝，會較容易導致氧化變質，應該選擇放喺深色玻璃樽入面嘅、或者自己換個合適嘅樽，可以保鮮耐啲。」史曼媚說。
陶傑 坐看雲起時: 悼一位真左派
壹週刊 2010年03月18日
工黨前領袖傅特（ Michael Foot）高齡逝世，享壽九十六歲，在英國引起一陣哄動。傅特是一位硬腰骨的真左派。雖然「左派」兩個字，無論古今中外，往好處說，是一批理想主義者和熱血分子，但在科學上是愚昧的同義詞。然而，傅特逝世，大政治家戴卓爾夫人也發表聲明：「他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也是一位傑出的議會家。」
「傑出的議會家」，是很恰當的讚頌。議會家 Parliamentarian，而不是議員（ MP）——選舉勝利，進身國會，可以做幾十年庸碌無為的後座議員，但傅特雖然從來沒有當過權，口才卓越，堅持幾十年人權和自由的理想，卻擁有比議員更大的影響力。雖然他的政見，像提倡全民社會主義福利，認為西方在冷戰時期應該解除核武器，懼怕蘇聯，以為這樣就能「感動」北極熊一起追求和平，外交政見尤為幼稚。但在國內，他提倡平等，身體力行，不貪污，不受賄，一生清寒，拿着一根手杖，放着小狗，在倫敦居所外的哈姆斯特草園孤獨散步的形象，早已成為民主的人文風景。傅特是左派記者出身，三十年代參加過自由知識分子論政的「費邊社」，那時候，崇拜蘇聯，在英國是一陣流行的豬流感，連哲學家羅素也不例外。羅素是知識分子的偶像，看見美國在日本投擲了兩顆原子彈，然後蘇聯相繼擁有核武器，嚇死了，力倡西方解除核武裝，希望以理性的善意換取蘇聯的感動和諒解。
羅素的影響太大了，傅特是羅素思想的傳人。工黨六七十年代，外則親蘇，內則主張開庫房派錢、向中產階級加稅，卻又嚇怕了性好中庸的英國選民，在執政的現實下左搖右擺。七十年代，工黨首相威爾遜兩度當選，後神秘落台，據說是內閣遭蘇共滲透，美國中情局發覺了。傅特是工黨內部的左翼，自命威爾遜的繼承人。即使工黨，也人才濟濟，傅特還是一位文學批評家，他喜歡拜倫和浪漫主義詩歌，就像早年的共產黨人情迷普希金，傅特太左了，上台執政，此生絕不可能。如果他生在第三世界，早就以異見分子之身下獄，好在他是英國公民，政見受一個高尚的制度保障，生榮死哀，這是人和畜生的分別。八十年代，戴卓爾夫人是首相，姿態是鷹派，傅特在國會的另一邊，以左派理想主義者自居。兩人都有出眾的口才，在國會辯論，一正一邪（視乎閣下的立場來標籤），對立尖銳，唇槍舌劍，火花四濺，簡直是長篇的舞台劇。八十年代，本人躬逢其盛，在英國生活，時時身在國會的新聞席，領教兩大演說家的交鋒。「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在英國看過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辯論，就像在日本帝國酒店餐廳，吃過上等的和牛，回到香港聽見一伙三等精英的垃圾口水戰，又怎會看得入眼？就像美食家一樣，第一流的政論家，一要見識，二要懂得分辨佳餚和劣菜，要崇優，三要對垃圾食品無情炮轟，不給面子。沒有辦法，浸過兩年鹹水，就像在美國吃過第一流的牛扒，回來香港的茶餐廳，面對充牛扒的袋鼠肉，自然要拍桌子叫經理，這是美食家一絲不苟的專業態度。
傅特一生人的政見方向都錯了，但老朽凋謝，不論生前有多少政敵，大家對他交口讚譽，這是可貴的民主精神。「我不同意你的話，但我誓死捍衞你說出你的意見的權利。」戴卓爾夫人從心底裡看不起傅特，覺得此君書讀得愈多愈蠢，但也敬仰他的不屈和執着。傅特終身不貪財，不好色，婚姻生活正常，老婆還是英國女權歷史的學者（這種女人怎樣娶得下手？我絕對無法理解，但人各有所好，自也應當尊重），可稱為英國的司徒華。傅特選首相，挑戰戴卓爾，在一九八三年，那時他年近七十，來到我讀書的大學拉票演講。老頭子形象貧寒，一頭半禿的白髮在風中飄揚，一副黑框深度近視眼鏡，一件舊絨單吊西，即使在電腦網絡前的時代，遍地都是電視攝影機，這種形象，形同政治自殺。但傅特從來沒有進入過電子世代的做騷風氣，他講話聲如洪鐘，激情瀰漫，雖六、七十歲，其浪漫的追求仍如二十齡許的少年，外貌與性格不相襯，甚令人欣賞。我們聽了他的演講，跟着他到學生會的酒吧座談，他一反激昂的姿態，談笑風生，令人傾倒。許多中國人，二十多歲已是小老頭，活到四十歲，就已經滑頭模糊，全無稜角，只懂得在權貴面前點頭哈腰，這種性格土壤，不會產生真正的民主。
傅特講話，煽動力甚強，每一句的末兩三隻字向上飛揚，掀動觀眾情緒，自然引發滿場掌聲。即使不同意他的政見，聽他一場演說，有如看見詩人雪萊在你面前吟誦一次《西風頌》，有洗滌靈魂之神效。當然往理性深想一層，下一秒鐘你就會發覺他的膚淺：單方面解除核武裝，討好蘇聯，是與虎謀皮。傅特以英國文化之心，度東方獨裁之腹，大錯特錯，印度聖雄甘地，可以堅持不抵抗的基督教精神，驅逐英國的殖民主義者，但英國是君子的國度，而蘇聯，卻是流氓之故鄉。如此政綱，大選當然一敗塗地。英國選民雖然不滿戴卓爾削減社會福利，但一聽到傅特的言論，心中恐慌。傅特在下議院發表過長達二十分鐘的演講，批判戴卓爾夫人對蘇聯強硬，主張核撤軍，這篇演說，像列寧再世，再雄辯滔滔也無濟於事，被稱為「史上最著名的自殺式演講」。傅特選首相，以議會史上罕見低票數大敗。明知必敗，卻也一往直前，傅特不管，只忠於自己的信仰，終究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君子。
民主社會需要這種人。不一定要投票給他，但總要有人在理想的高地，暮鼓晨鐘，時時發出人性善良的警告，令資本主義不要自我縱容。傅特太左，把工黨內的中庸勢力嚇跑。一九八一年，前外相歐文、元老曾健時、女強人威廉士夫人，連同一個叫羅渣士的骨幹，眼看不對勁，宣布退黨，自稱四人幫，另組社會民主黨。此一黨內分裂，更削弱了工黨，把一大堆選票分拆出來，令戴卓爾夫人坐收漁利。最後，社會民主黨卻又勢孤力單，與萎縮了幾十年的自由黨合併，搞得不三不四，一直未能振興。傅特是貝理雅的師傅，當年他推許貝理雅，指他是最可靠的接班人。傅特反核武器，貝理雅也在背面幫腔，就像年輕時的李登輝跟在蔣經國身後。傅特輸了大選，黯然讓位，工黨還經歷過兩任領袖：一個叫金諾克，大選再輸一次；另一個叫史密夫，向右修正一點，可惜心臟病發暴斃。輪到貝理雅繼任，他知道工黨不可以再抱殘走傅特的左派道路，把工黨向市場經濟和親美的方向猛力扭轉，一方面也是為自己過去親蘇的劣績洗底。戴卓爾夫人拍掌叫好，傅特更加沉默了，他親眼看着自己的信仰老來被歷史的潮流埋葬，滋味不好受，但看得開，深居簡出，瞎了一隻眼睛，閒來著書為樂。傅特逝世，真正是結束了一個世代：雍雅、善良、風度、傾倒眾生的口才。好在他當不了首相，否則必是世界的災難，但在一個美好的世界，有這種人在荒野同行，會令人覺得不枉此生。他佝僂的背影，揮動的手杖，他的小狗，一地草香和漫天星光。
工黨前領袖傅特（ Michael Foot）高齡逝世，享壽九十六歲，在英國引起一陣哄動。傅特是一位硬腰骨的真左派。雖然「左派」兩個字，無論古今中外，往好處說，是一批理想主義者和熱血分子，但在科學上是愚昧的同義詞。然而，傅特逝世，大政治家戴卓爾夫人也發表聲明：「他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也是一位傑出的議會家。」
「傑出的議會家」，是很恰當的讚頌。議會家 Parliamentarian，而不是議員（ MP）——選舉勝利，進身國會，可以做幾十年庸碌無為的後座議員，但傅特雖然從來沒有當過權，口才卓越，堅持幾十年人權和自由的理想，卻擁有比議員更大的影響力。雖然他的政見，像提倡全民社會主義福利，認為西方在冷戰時期應該解除核武器，懼怕蘇聯，以為這樣就能「感動」北極熊一起追求和平，外交政見尤為幼稚。但在國內，他提倡平等，身體力行，不貪污，不受賄，一生清寒，拿着一根手杖，放着小狗，在倫敦居所外的哈姆斯特草園孤獨散步的形象，早已成為民主的人文風景。傅特是左派記者出身，三十年代參加過自由知識分子論政的「費邊社」，那時候，崇拜蘇聯，在英國是一陣流行的豬流感，連哲學家羅素也不例外。羅素是知識分子的偶像，看見美國在日本投擲了兩顆原子彈，然後蘇聯相繼擁有核武器，嚇死了，力倡西方解除核武裝，希望以理性的善意換取蘇聯的感動和諒解。
羅素的影響太大了，傅特是羅素思想的傳人。工黨六七十年代，外則親蘇，內則主張開庫房派錢、向中產階級加稅，卻又嚇怕了性好中庸的英國選民，在執政的現實下左搖右擺。七十年代，工黨首相威爾遜兩度當選，後神秘落台，據說是內閣遭蘇共滲透，美國中情局發覺了。傅特是工黨內部的左翼，自命威爾遜的繼承人。即使工黨，也人才濟濟，傅特還是一位文學批評家，他喜歡拜倫和浪漫主義詩歌，就像早年的共產黨人情迷普希金，傅特太左了，上台執政，此生絕不可能。如果他生在第三世界，早就以異見分子之身下獄，好在他是英國公民，政見受一個高尚的制度保障，生榮死哀，這是人和畜生的分別。八十年代，戴卓爾夫人是首相，姿態是鷹派，傅特在國會的另一邊，以左派理想主義者自居。兩人都有出眾的口才，在國會辯論，一正一邪（視乎閣下的立場來標籤），對立尖銳，唇槍舌劍，火花四濺，簡直是長篇的舞台劇。八十年代，本人躬逢其盛，在英國生活，時時身在國會的新聞席，領教兩大演說家的交鋒。「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在英國看過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辯論，就像在日本帝國酒店餐廳，吃過上等的和牛，回到香港聽見一伙三等精英的垃圾口水戰，又怎會看得入眼？就像美食家一樣，第一流的政論家，一要見識，二要懂得分辨佳餚和劣菜，要崇優，三要對垃圾食品無情炮轟，不給面子。沒有辦法，浸過兩年鹹水，就像在美國吃過第一流的牛扒，回來香港的茶餐廳，面對充牛扒的袋鼠肉，自然要拍桌子叫經理，這是美食家一絲不苟的專業態度。
傅特一生人的政見方向都錯了，但老朽凋謝，不論生前有多少政敵，大家對他交口讚譽，這是可貴的民主精神。「我不同意你的話，但我誓死捍衞你說出你的意見的權利。」戴卓爾夫人從心底裡看不起傅特，覺得此君書讀得愈多愈蠢，但也敬仰他的不屈和執着。傅特終身不貪財，不好色，婚姻生活正常，老婆還是英國女權歷史的學者（這種女人怎樣娶得下手？我絕對無法理解，但人各有所好，自也應當尊重），可稱為英國的司徒華。傅特選首相，挑戰戴卓爾，在一九八三年，那時他年近七十，來到我讀書的大學拉票演講。老頭子形象貧寒，一頭半禿的白髮在風中飄揚，一副黑框深度近視眼鏡，一件舊絨單吊西，即使在電腦網絡前的時代，遍地都是電視攝影機，這種形象，形同政治自殺。但傅特從來沒有進入過電子世代的做騷風氣，他講話聲如洪鐘，激情瀰漫，雖六、七十歲，其浪漫的追求仍如二十齡許的少年，外貌與性格不相襯，甚令人欣賞。我們聽了他的演講，跟着他到學生會的酒吧座談，他一反激昂的姿態，談笑風生，令人傾倒。許多中國人，二十多歲已是小老頭，活到四十歲，就已經滑頭模糊，全無稜角，只懂得在權貴面前點頭哈腰，這種性格土壤，不會產生真正的民主。
傅特講話，煽動力甚強，每一句的末兩三隻字向上飛揚，掀動觀眾情緒，自然引發滿場掌聲。即使不同意他的政見，聽他一場演說，有如看見詩人雪萊在你面前吟誦一次《西風頌》，有洗滌靈魂之神效。當然往理性深想一層，下一秒鐘你就會發覺他的膚淺：單方面解除核武裝，討好蘇聯，是與虎謀皮。傅特以英國文化之心，度東方獨裁之腹，大錯特錯，印度聖雄甘地，可以堅持不抵抗的基督教精神，驅逐英國的殖民主義者，但英國是君子的國度，而蘇聯，卻是流氓之故鄉。如此政綱，大選當然一敗塗地。英國選民雖然不滿戴卓爾削減社會福利，但一聽到傅特的言論，心中恐慌。傅特在下議院發表過長達二十分鐘的演講，批判戴卓爾夫人對蘇聯強硬，主張核撤軍，這篇演說，像列寧再世，再雄辯滔滔也無濟於事，被稱為「史上最著名的自殺式演講」。傅特選首相，以議會史上罕見低票數大敗。明知必敗，卻也一往直前，傅特不管，只忠於自己的信仰，終究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君子。
民主社會需要這種人。不一定要投票給他，但總要有人在理想的高地，暮鼓晨鐘，時時發出人性善良的警告，令資本主義不要自我縱容。傅特太左，把工黨內的中庸勢力嚇跑。一九八一年，前外相歐文、元老曾健時、女強人威廉士夫人，連同一個叫羅渣士的骨幹，眼看不對勁，宣布退黨，自稱四人幫，另組社會民主黨。此一黨內分裂，更削弱了工黨，把一大堆選票分拆出來，令戴卓爾夫人坐收漁利。最後，社會民主黨卻又勢孤力單，與萎縮了幾十年的自由黨合併，搞得不三不四，一直未能振興。傅特是貝理雅的師傅，當年他推許貝理雅，指他是最可靠的接班人。傅特反核武器，貝理雅也在背面幫腔，就像年輕時的李登輝跟在蔣經國身後。傅特輸了大選，黯然讓位，工黨還經歷過兩任領袖：一個叫金諾克，大選再輸一次；另一個叫史密夫，向右修正一點，可惜心臟病發暴斃。輪到貝理雅繼任，他知道工黨不可以再抱殘走傅特的左派道路，把工黨向市場經濟和親美的方向猛力扭轉，一方面也是為自己過去親蘇的劣績洗底。戴卓爾夫人拍掌叫好，傅特更加沉默了，他親眼看着自己的信仰老來被歷史的潮流埋葬，滋味不好受，但看得開，深居簡出，瞎了一隻眼睛，閒來著書為樂。傅特逝世，真正是結束了一個世代：雍雅、善良、風度、傾倒眾生的口才。好在他當不了首相，否則必是世界的災難，但在一個美好的世界，有這種人在荒野同行，會令人覺得不枉此生。他佝僂的背影，揮動的手杖，他的小狗，一地草香和漫天星光。
Educating for an Entrepreneurial City
Heather Du Quesnay
Second Opinion
Next Magazine 2010-03-18
Hong Kong kids need more than processing skills to make it in the modern world. They have to be able to solve problems by working in teams, to share resources and materials, to express themselves using modern media. They need to build their confidence by playing music, acting, debating, and taking on leadership roles.
I came to Hong Kong five years ago to run the English Schools Foundation(ESF). From the start I was spell-bound by the beauty of the city. After the most difficult of days, I could step out of my office, then on Stubbs Road, and lose myself in the bowl of jewels that was Happy Valley at seven o'clock in the evening.
The can-do culture is a joy to an incoming Brit. I wanted a silver ring to match a necklace I had been given when I left my last job.'We'll have it in your size in two hours.''You need a book-case?''We'll deliver it and put it up for you tomorrow.'
Hong Kong is amazingly effective also in educating its children. When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does its 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tests, Hong Kong is regularly near the top. Hong Kong kids can calculate and perform maths functions faster than a machine. And their brains, wired over generations to learn full-form Chinese characters, are fast, sharp, spatially aware; they're learning from the cradle to make deals and to be good at business, whether it's investment banking or hawking goods in the street.
But processing skills are no longer enough. Modern, developed societies are recognising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ng their young to be curious, inventive, intuitive and questioning. Kids need to be able to solve problems by working in teams, to share resources and materials, to express themselves using modern media. Kids need to build their confidence while in school by playing music, acting, debating, and taking on leadership roles(in the class, in the sports team, in the house or the Student Council).
My impression from talking to parents, teachers and university lecturers is that some local schools still see a culture of top-down teaching and compliance as the ideal. No doubt when classes had more than 40 students in small classrooms that was necessary. But it is neither necessary nor appropriate now, if Hong Kong is to grow its children into Asia's world citizens, equipped with the skills, qualities and confidence to make Hong Kong a hub of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 to match its successes in finance and trade.
The government has invested its money and its hopes in the senior secondary reforms. Parents don't understand them.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work even harder to explain these changes to parents and convince them that 334, Liberal Studies, the freeing up of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and the rest of the package will work for their children. It's urgent; the changes have already started.
As it redesigns the system, government needs to look at how things work from top to bottom. For too long smart, savvy Hong Kong kids have been turfed out of school after Form 5, forced like beggars to go in search of a Form 6 place. What a waste of teen-age talent at a time when the birth rate is among the lowest in the world! Will Asia's world city find university places for all who have earned them when the reforms are implemented in 2012?
Early years education needs attention too. The introduction of kindergarten vouchers two years ago was something, but the sector remains a Cinderella. It is under-valued and neglected in some respects, but madly over-regulated when it comes to teacher qualifications to the extent that Hong Kong risks driving good teachers away. Creativity and confidence begin when we are very young, not when we get to secondary school.
And government could be doing a lot more to build partnerships with the excellent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ESF schools right here in its midst. Children who are well educated in Hong Kong schools are increasingly staying on at Hong Kong universities; at least that is the ESF experience. These young people are part of a new Hong Kong generation, born and raised here, speaking at least some Chinese, committed to Hong Kong and bursting with entrepreneurial potential. These youngsters are Hong Kong's future; we need to value them.
Heather Du Quesnay is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ESF. She has lived in Hong Kong for five years. Before coming to Hong Kong, she was the founding Chief Executive of the National College for School Leadership in England.
Second Opinion
Next Magazine 2010-03-18
Hong Kong kids need more than processing skills to make it in the modern world. They have to be able to solve problems by working in teams, to share resources and materials, to express themselves using modern media. They need to build their confidence by playing music, acting, debating, and taking on leadership roles.
I came to Hong Kong five years ago to run the English Schools Foundation(ESF). From the start I was spell-bound by the beauty of the city. After the most difficult of days, I could step out of my office, then on Stubbs Road, and lose myself in the bowl of jewels that was Happy Valley at seven o'clock in the evening.
The can-do culture is a joy to an incoming Brit. I wanted a silver ring to match a necklace I had been given when I left my last job.'We'll have it in your size in two hours.''You need a book-case?''We'll deliver it and put it up for you tomorrow.'
Hong Kong is amazingly effective also in educating its children. When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does its 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tests, Hong Kong is regularly near the top. Hong Kong kids can calculate and perform maths functions faster than a machine. And their brains, wired over generations to learn full-form Chinese characters, are fast, sharp, spatially aware; they're learning from the cradle to make deals and to be good at business, whether it's investment banking or hawking goods in the street.
But processing skills are no longer enough. Modern, developed societies are recognising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ng their young to be curious, inventive, intuitive and questioning. Kids need to be able to solve problems by working in teams, to share resources and materials, to express themselves using modern media. Kids need to build their confidence while in school by playing music, acting, debating, and taking on leadership roles(in the class, in the sports team, in the house or the Student Council).
My impression from talking to parents, teachers and university lecturers is that some local schools still see a culture of top-down teaching and compliance as the ideal. No doubt when classes had more than 40 students in small classrooms that was necessary. But it is neither necessary nor appropriate now, if Hong Kong is to grow its children into Asia's world citizens, equipped with the skills, qualities and confidence to make Hong Kong a hub of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 to match its successes in finance and trade.
The government has invested its money and its hopes in the senior secondary reforms. Parents don't understand them.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work even harder to explain these changes to parents and convince them that 334, Liberal Studies, the freeing up of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and the rest of the package will work for their children. It's urgent; the changes have already started.
As it redesigns the system, government needs to look at how things work from top to bottom. For too long smart, savvy Hong Kong kids have been turfed out of school after Form 5, forced like beggars to go in search of a Form 6 place. What a waste of teen-age talent at a time when the birth rate is among the lowest in the world! Will Asia's world city find university places for all who have earned them when the reforms are implemented in 2012?
Early years education needs attention too. The introduction of kindergarten vouchers two years ago was something, but the sector remains a Cinderella. It is under-valued and neglected in some respects, but madly over-regulated when it comes to teacher qualifications to the extent that Hong Kong risks driving good teachers away. Creativity and confidence begin when we are very young, not when we get to secondary school.
And government could be doing a lot more to build partnerships with the excellent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ESF schools right here in its midst. Children who are well educated in Hong Kong schools are increasingly staying on at Hong Kong universities; at least that is the ESF experience. These young people are part of a new Hong Kong generation, born and raised here, speaking at least some Chinese, committed to Hong Kong and bursting with entrepreneurial potential. These youngsters are Hong Kong's future; we need to value them.
Heather Du Quesnay is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ESF. She has lived in Hong Kong for five years. Before coming to Hong Kong, she was the founding Chief Executive of the National College for School Leadership in England.
2010年3月17日 星期三
三聚氰胺你可以不吃，但疫苗你的孩子能不打嗎？
植入病毒是什麼感覺？請讀王克勤勇爆山西疫苗黑幕！
2010年03月17日09:47 中國經濟時報
山西，近百名兒童不明病因致死、致殘或引發各種後遺病症。家長傷心欲絕、四處求治、負擔沉重。導致如此慘劇的病源何在？鍥而不捨的患兒家長紛紛質疑：“接種了乙腦疫苗怎麼又會得乙腦？”“急性播散性腦脊髓炎難道不是接種疫苗所致？”……矛頭直指用來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疫苗！
問題究竟出在哪里？難道真的和每個人都必須接種的疫苗有關？
在山西，事關千千萬萬兒童生命安全的疫苗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本報記者 王克勤
山西疫苗高溫暴露問題能夠浮出水面，49歲的山西省疾控中心原資訊科科長陳濤安成為最關鍵的人。
三年舉報30餘次
2007年初，陳濤安在省疾控中心正在建設的新辦公大樓裏，發現了有許多生面孔的人在給疫苗盒上貼標籤。“感覺很異常。”
陳濤安還發現配送中心分發二類疫苗使用企業票據；新來的田建國主任轉移了配送中心分發二類疫苗的財政收入；“衛生部部屬企業”帳戶替代了省疾控中心基本帳戶；山西二類疫苗批發企業告狀，指責華衛公司特權標籤壟斷了全省疫苗市場；山西二類疫苗價格不搞市場競爭，由田建國的配送中心定價；省衛生廳不斷發佈檔推銷標籤疫苗等不正常的情況。
從2007年5月25日開始，陳濤安向山西省人民檢察院、山西省紀委、衛生部、山西省藥監局及太原市人民檢察院實名舉報“山西3500萬人民生命健康保障權被官員出賣的一系列問題”。
三年來，陳濤安向有關部門舉報、復議、信訪山西疫苗問題30餘次。
2007年9月14日，山西當地媒體刊發了《這個“權”能被“託管”嗎》，將山西全省疫苗管理權出賣給私人老闆的問題第一次公開曝光。
10月12日，由山西省紀委派出督察員參與的省衛生廳調查組正式開始調查。
這個調查組正式開展工作的第三天，田建國及華衛公司便“突然失蹤了”。
山西疾控中心科長三年舉報問題疫苗30餘次
2008年1月7日，山西省衛生廳召開會議通報了《關於對反映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貪污受賄洗錢等問題的初核報告》，結論是：
關於省疾控中心第二類疫苗供應合作方式，省衛生廳已向省政府作出答復，認為符合《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等有關規定；
省疾控中心原生物製品供應站經營二類疫苗的國有資產沒有流失；
華衛公司抵押在省疾控中心的本田雅閣車未在雙方固定資產賬上體現；
省疾控中心在財務管理債權、債務處理以及用轎車抵押風險保證金等方面的問題，栗文元負有一定責任。
“不可理解的是，對栗文元、田建國制售高溫疫苗問題置之不理。”陳濤安這樣對記者說。
隨即，陳濤安將多篇揭露山西高溫暴露疫苗問題的舉報材料發佈在網路上，引起了社會各方面廣泛關注。
受到質疑的官方調查
2008年5月，山西省洪洞縣萬安鎮村民易文龍找到了陳濤安。易文龍的女兒接種流腦疫苗後，患上“急性播散性腦脊髓炎”，最後落下了“繼發性癲癇”。
醫學常識讓陳濤安意識到：“急性播散性腦脊髓炎”又稱“接種後腦炎”，與接種疫苗關係密切。
這讓陳濤安高度警惕，並開始懷疑——省疾控中心院內大量高溫曝光的疫苗，是否就是引發孩子病症的禍根呢？
陳濤安隨即又向有關部門反映這一問題，未引起重視。
其間，山西各地許多家庭開始信訪、要求復議，質疑他們的孩子接種疫苗後得病，甚至致死、致殘，與疫苗存在因果關係。
對此，2008年7月，山西省紀委立案重新復查；當年11月，衛生部監察局也立案開始調查山西疫苗問題。
“相關部門在調查高溫疫苗過程中，又發生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陳濤安這樣講。
“專家鑒定違反回避原則”
在易文龍等部分質疑家庭不斷上訪、申訴後，從2008年8月28日開始，山西省衛生廳委託山西省預防接種異常反應和事故鑒定小組對其中5戶當事人提出的質疑作出了鑒定結論：“與接種疫苗無因果關係”。
這些質疑家庭當事人接到山西省衛生廳的檔後，發現省衛生廳對上訪所涉材料進行討論分析的7名鑒定專家，未按《預防接種異常反應鑒定辦法》的有關規定由受種方在專家庫中隨機抽取，且7名專家中有3名是省疾控中心人員，違反了有利害關係的人員應當回避的原則。
2008年12月8日，易文龍、王明亮向衛生部提出行政復議申請。2008年12月下旬，他們收到了衛生部不予受理的決定書。
2009年1月20日起，王明亮、易文龍等7個家庭，相繼向太原市迎澤區法院投遞了訴狀，狀告山西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北京華衛時代醫藥技術有限公司制售“山西疾控專用”標籤高溫暴露疫苗致使其子女被傷害，要求人身損害賠償。但該法院至今不予立案也不駁回。
被改動的患兒接種史
2008年9月23日，太原市小店區西溫莊鄉東溫莊村10歲女孩莉莉的父親高徑向省衛生廳送去“控訴書”。
2008年11月7日，高徑被通知來到省衛生廳，衛生廳《關於對高徑信訪回復的函》內寫著：“西溫莊鄉東溫莊村防疫員證明，莉莉在東溫莊村衛生所僅於2006年9月接種乙腦疫苗(有記錄)。接種後1年零7個月出現有關症狀與接種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高溫曝光變質疫苗無因果關係。”
高徑立即回村找到了村防疫員，詢問這是為什麼。村防疫員答，“上面找了我多次，不能隨便提供接種史，如果不聽話就不要幹了。”
高徑給記者展示了一張紅桃3撲克牌，上有如下文字：“流感06.10.20、07.10.25流腦07.11.28”。高徑告訴記者，這是給省衛生廳提交材料前，找村防疫員時，對方隨手在一張撲克牌上寫的莉莉疫苗接種史。
於是，高徑向省紀委、省檢察院、衛生部紀檢組舉報，“山西省衛生廳調查結果嚴重失實，存在舞弊問題。”
對此，本報記者採訪了該村防疫員閆勝豔，閆勝豔告訴記者：“我在撲克上寫的，便是這孩子接種疫苗的情況。當時他們找上門來，我順手便在一張牌上寫了接種情況。”“後來，省衛生廳來人調查，也是這樣講的，是什麼就是什麼！”
“虛構衛生部調查結果”
山西省疾控中心2009年第四期《中心會議紀要》記載：“2009年3月17日，山西省疾控中心召開了中層幹部會議。”衛生廳紀檢組長李雙才在會上談到，“針對舉報山西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疫苗存在曝光變質問題，廳紀檢、省紀委配合衛生部監察局對此事進行了調查。衛生部監察局對存餘疫苗的四個縣進行了取樣監測，檢驗結果全部合格，表明疫苗是安全的。”
對此，2009年3月18日，陳濤安向衛生部監察局快遞了《關於山西疫苗問題情況的反映》，監察局立即派出關躍進副局長及兩名隨行人員，來到山西太原與陳濤安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談話。
陳濤安提供給記者的談話錄音中，關躍進對陳濤安講：衛生部監察局是調查疫苗案中的行政違法、違規問題，疫苗抽檢鑒定屬業務問題，不是我們的調查範疇，我們既沒有在山西的縣區抽樣送檢，更沒有出具“曝光標籤疫苗是安全的”調查結果。
“由此證實，山西省疾控中心會議紀要發佈了虛構的衛生部監察局調查結果。又一次實施欺上瞞下的伎倆！”陳濤安說。
陳濤安認為，該《會議紀要》中“對存餘疫苗的四個縣進行了取樣監測”的陳述，表明山西省疾控中心承認山西高溫暴露疫苗客觀存在，直到2009年3月以前，山西人民仍在接種質量可疑的高溫暴露疫苗。
記者 王克勤
2010年03月17日09:47 中國經濟時報
山西，近百名兒童不明病因致死、致殘或引發各種後遺病症。家長傷心欲絕、四處求治、負擔沉重。導致如此慘劇的病源何在？鍥而不捨的患兒家長紛紛質疑：“接種了乙腦疫苗怎麼又會得乙腦？”“急性播散性腦脊髓炎難道不是接種疫苗所致？”……矛頭直指用來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疫苗！
問題究竟出在哪里？難道真的和每個人都必須接種的疫苗有關？
在山西，事關千千萬萬兒童生命安全的疫苗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本報記者 王克勤
山西疫苗高溫暴露問題能夠浮出水面，49歲的山西省疾控中心原資訊科科長陳濤安成為最關鍵的人。
三年舉報30餘次
2007年初，陳濤安在省疾控中心正在建設的新辦公大樓裏，發現了有許多生面孔的人在給疫苗盒上貼標籤。“感覺很異常。”
陳濤安還發現配送中心分發二類疫苗使用企業票據；新來的田建國主任轉移了配送中心分發二類疫苗的財政收入；“衛生部部屬企業”帳戶替代了省疾控中心基本帳戶；山西二類疫苗批發企業告狀，指責華衛公司特權標籤壟斷了全省疫苗市場；山西二類疫苗價格不搞市場競爭，由田建國的配送中心定價；省衛生廳不斷發佈檔推銷標籤疫苗等不正常的情況。
從2007年5月25日開始，陳濤安向山西省人民檢察院、山西省紀委、衛生部、山西省藥監局及太原市人民檢察院實名舉報“山西3500萬人民生命健康保障權被官員出賣的一系列問題”。
三年來，陳濤安向有關部門舉報、復議、信訪山西疫苗問題30餘次。
2007年9月14日，山西當地媒體刊發了《這個“權”能被“託管”嗎》，將山西全省疫苗管理權出賣給私人老闆的問題第一次公開曝光。
10月12日，由山西省紀委派出督察員參與的省衛生廳調查組正式開始調查。
這個調查組正式開展工作的第三天，田建國及華衛公司便“突然失蹤了”。
山西疾控中心科長三年舉報問題疫苗30餘次
2008年1月7日，山西省衛生廳召開會議通報了《關於對反映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貪污受賄洗錢等問題的初核報告》，結論是：
關於省疾控中心第二類疫苗供應合作方式，省衛生廳已向省政府作出答復，認為符合《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等有關規定；
省疾控中心原生物製品供應站經營二類疫苗的國有資產沒有流失；
華衛公司抵押在省疾控中心的本田雅閣車未在雙方固定資產賬上體現；
省疾控中心在財務管理債權、債務處理以及用轎車抵押風險保證金等方面的問題，栗文元負有一定責任。
“不可理解的是，對栗文元、田建國制售高溫疫苗問題置之不理。”陳濤安這樣對記者說。
隨即，陳濤安將多篇揭露山西高溫暴露疫苗問題的舉報材料發佈在網路上，引起了社會各方面廣泛關注。
受到質疑的官方調查
2008年5月，山西省洪洞縣萬安鎮村民易文龍找到了陳濤安。易文龍的女兒接種流腦疫苗後，患上“急性播散性腦脊髓炎”，最後落下了“繼發性癲癇”。
醫學常識讓陳濤安意識到：“急性播散性腦脊髓炎”又稱“接種後腦炎”，與接種疫苗關係密切。
這讓陳濤安高度警惕，並開始懷疑——省疾控中心院內大量高溫曝光的疫苗，是否就是引發孩子病症的禍根呢？
陳濤安隨即又向有關部門反映這一問題，未引起重視。
其間，山西各地許多家庭開始信訪、要求復議，質疑他們的孩子接種疫苗後得病，甚至致死、致殘，與疫苗存在因果關係。
對此，2008年7月，山西省紀委立案重新復查；當年11月，衛生部監察局也立案開始調查山西疫苗問題。
“相關部門在調查高溫疫苗過程中，又發生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陳濤安這樣講。
“專家鑒定違反回避原則”
在易文龍等部分質疑家庭不斷上訪、申訴後，從2008年8月28日開始，山西省衛生廳委託山西省預防接種異常反應和事故鑒定小組對其中5戶當事人提出的質疑作出了鑒定結論：“與接種疫苗無因果關係”。
這些質疑家庭當事人接到山西省衛生廳的檔後，發現省衛生廳對上訪所涉材料進行討論分析的7名鑒定專家，未按《預防接種異常反應鑒定辦法》的有關規定由受種方在專家庫中隨機抽取，且7名專家中有3名是省疾控中心人員，違反了有利害關係的人員應當回避的原則。
2008年12月8日，易文龍、王明亮向衛生部提出行政復議申請。2008年12月下旬，他們收到了衛生部不予受理的決定書。
2009年1月20日起，王明亮、易文龍等7個家庭，相繼向太原市迎澤區法院投遞了訴狀，狀告山西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北京華衛時代醫藥技術有限公司制售“山西疾控專用”標籤高溫暴露疫苗致使其子女被傷害，要求人身損害賠償。但該法院至今不予立案也不駁回。
被改動的患兒接種史
2008年9月23日，太原市小店區西溫莊鄉東溫莊村10歲女孩莉莉的父親高徑向省衛生廳送去“控訴書”。
2008年11月7日，高徑被通知來到省衛生廳，衛生廳《關於對高徑信訪回復的函》內寫著：“西溫莊鄉東溫莊村防疫員證明，莉莉在東溫莊村衛生所僅於2006年9月接種乙腦疫苗(有記錄)。接種後1年零7個月出現有關症狀與接種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高溫曝光變質疫苗無因果關係。”
高徑立即回村找到了村防疫員，詢問這是為什麼。村防疫員答，“上面找了我多次，不能隨便提供接種史，如果不聽話就不要幹了。”
高徑給記者展示了一張紅桃3撲克牌，上有如下文字：“流感06.10.20、07.10.25流腦07.11.28”。高徑告訴記者，這是給省衛生廳提交材料前，找村防疫員時，對方隨手在一張撲克牌上寫的莉莉疫苗接種史。
於是，高徑向省紀委、省檢察院、衛生部紀檢組舉報，“山西省衛生廳調查結果嚴重失實，存在舞弊問題。”
對此，本報記者採訪了該村防疫員閆勝豔，閆勝豔告訴記者：“我在撲克上寫的，便是這孩子接種疫苗的情況。當時他們找上門來，我順手便在一張牌上寫了接種情況。”“後來，省衛生廳來人調查，也是這樣講的，是什麼就是什麼！”
“虛構衛生部調查結果”
山西省疾控中心2009年第四期《中心會議紀要》記載：“2009年3月17日，山西省疾控中心召開了中層幹部會議。”衛生廳紀檢組長李雙才在會上談到，“針對舉報山西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疫苗存在曝光變質問題，廳紀檢、省紀委配合衛生部監察局對此事進行了調查。衛生部監察局對存餘疫苗的四個縣進行了取樣監測，檢驗結果全部合格，表明疫苗是安全的。”
對此，2009年3月18日，陳濤安向衛生部監察局快遞了《關於山西疫苗問題情況的反映》，監察局立即派出關躍進副局長及兩名隨行人員，來到山西太原與陳濤安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談話。
陳濤安提供給記者的談話錄音中，關躍進對陳濤安講：衛生部監察局是調查疫苗案中的行政違法、違規問題，疫苗抽檢鑒定屬業務問題，不是我們的調查範疇，我們既沒有在山西的縣區抽樣送檢，更沒有出具“曝光標籤疫苗是安全的”調查結果。
“由此證實，山西省疾控中心會議紀要發佈了虛構的衛生部監察局調查結果。又一次實施欺上瞞下的伎倆！”陳濤安說。
陳濤安認為，該《會議紀要》中“對存餘疫苗的四個縣進行了取樣監測”的陳述，表明山西省疾控中心承認山西高溫暴露疫苗客觀存在，直到2009年3月以前，山西人民仍在接種質量可疑的高溫暴露疫苗。
記者 王克勤
2010年3月11日 星期四
粵菜農被揭用高毒農藥 監督部門難檢測 毒菜或已流入香港
Apple Daily
2010-03-11
港人食用內地蔬菜要特別小心！自海南省出售含高毒農藥的豇豆、節瓜引起全國恐慌後，廣東媒體揭露，當地部份蔬菜基地亦違禁使用高毒農藥。當地監督部門所使用的快速檢測法，只能測出殘留農藥是否超標，卻無法測出是否使用高毒農藥。大量有問題的蔬菜流入市面，不排除亦流入香港。
甲基異柳磷、蘇化 203、甲拌磷……這些瓶身上標有「高毒」字樣、是國家禁止用於蔬菜生產的多種高毒農藥，在中山港口鎮西街蔬菜基地田間隨處可見。港口鎮是中山的蔬菜生產重鎮，生產的蔬菜除運到港口市場，還供應廣東和香港等地。
「每種一批菜，都會用一次甲基異柳磷。」一名江西籍陳姓的菜農坦認，因甲基異柳磷殺菜田地下蟲很有效果，所以會在種菜之前或在屬菜苗時使用。另一名菜農莫先生亦承認，菜農使用高毒農藥於由來已久，一方面因為高毒農藥比低毒農藥殺蟲效果好，另一方面使用合法低毒的農藥，成本比高毒農藥高兩到三倍。該鎮農藥殘留檢測站工作人員坦言，他們無法檢測蔬菜中的高毒農藥。有關專家指出，像甲基異柳磷等高毒農藥能直接通過口腔進入體內，或通過皮膚滲透和呼吸道等途徑進入人體，令人中毒。市民吃了少量含殘留高毒農藥的蔬菜，未必出現嘔吐等中毒病徵，但它在身體積聚後，會引起慢性中毒。因此建議民眾處理蔬菜一般要：一洗、二浸、三燙、四炒，這樣可保證去除逾 95%的殘留農藥。
廣東《南方都市報》
2010-03-11
港人食用內地蔬菜要特別小心！自海南省出售含高毒農藥的豇豆、節瓜引起全國恐慌後，廣東媒體揭露，當地部份蔬菜基地亦違禁使用高毒農藥。當地監督部門所使用的快速檢測法，只能測出殘留農藥是否超標，卻無法測出是否使用高毒農藥。大量有問題的蔬菜流入市面，不排除亦流入香港。
甲基異柳磷、蘇化 203、甲拌磷……這些瓶身上標有「高毒」字樣、是國家禁止用於蔬菜生產的多種高毒農藥，在中山港口鎮西街蔬菜基地田間隨處可見。港口鎮是中山的蔬菜生產重鎮，生產的蔬菜除運到港口市場，還供應廣東和香港等地。
「每種一批菜，都會用一次甲基異柳磷。」一名江西籍陳姓的菜農坦認，因甲基異柳磷殺菜田地下蟲很有效果，所以會在種菜之前或在屬菜苗時使用。另一名菜農莫先生亦承認，菜農使用高毒農藥於由來已久，一方面因為高毒農藥比低毒農藥殺蟲效果好，另一方面使用合法低毒的農藥，成本比高毒農藥高兩到三倍。該鎮農藥殘留檢測站工作人員坦言，他們無法檢測蔬菜中的高毒農藥。有關專家指出，像甲基異柳磷等高毒農藥能直接通過口腔進入體內，或通過皮膚滲透和呼吸道等途徑進入人體，令人中毒。市民吃了少量含殘留高毒農藥的蔬菜，未必出現嘔吐等中毒病徵，但它在身體積聚後，會引起慢性中毒。因此建議民眾處理蔬菜一般要：一洗、二浸、三燙、四炒，這樣可保證去除逾 95%的殘留農藥。
廣東《南方都市報》
Lights On Hong Kong
Mark Simon
Second Opinion
Next Magazine 2010-03-11
Green groups that support"Lights Out Hong Kong" have little regard for the economic impact on the people of Hong Kong.If they are at all serious about keeping our skies clear, they should engage China in discussions about exporting pollution to Hong Kong.
Driving home each night along Hong Kong's Eastern Corridor the spectacular night skyline is always a magnificent view. Except on the nights I can't see the skyline due to pollution.
Yet, it is this wonderful night skyline the World Wildlife Federation, Greenpeace, along with other environmental groups have identified as symbolic of Hong Kong's air pollution problem. As such, later this month we will be asked to turn off the lights for thirty minutes, including lights in our homes, in the fight against air pollution.
But rather than putting so much effort in the gimmick, i.e."Lights Out Hong Kong", might it be better to move away from feel good gestures and start dealing with the main source of our air pollution, China.
When the Japanese and Taiwanese complain about air pollution coming from China and winds from the north along with mainland holiday periods offer a respite for our lungs, haven't we come to the point where those peddling the story of Hong Kong creating its own air pollution can be doubted? China is the world's factory and pretending there is no smoke coming from that factory is a delusion.
The mere suggestion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air pollution flows south over our border from China is met by whispers of subversion by government and attempts at diversion by green groups.
Now, the Chinese are right that many in the West use the pollution argument to dampen China's competitiveness. Some of the biggest backers of pressure on China ove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re Western labor unions and the politicians dependent on those unions. The first envoy from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o visit China was transition chief and strident labor union ally, John Podesta. His visit was focused solely on global warming and getting China to cut emissions, i.e., raising the cost of production in China.
But, Hong Kong is part of China, and our complaints about air pollution from the mainland are no more subversive than asking your taxi driver to stop smoking when you enter his cab. Many in government say things are getting better, I am not certain. But what would benefit the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border is if we started discussing the problem like it was one.
For Hong Kong's environmentalists, diverting attention from China is too self-serving to be explained away as simply being misguided. For the diversion away from China and focus on Hong Kong is driven by a fear of a loss of funding, a desire to be seen as having a solution, and more sinister, an ideology that is at odds with the success of Hong Kong.
Hong Kong business avoids controversy and any tension with China. The sheer number of large companies that have signed up for"Lights Out" is a sure sign this event is low on action and high on feel good.
Green groups also need to stay relevant in the eyes of their supporters. Make Hong Kong the issue and that market need is satisfied.
In addition to the obvious marketing rationale for diverting the air pollution issue to Hong Kong there is a deeper ideological problem the green movement has with Hong Kong, one that will not clear if our skies do.
Hong Kong is a city built on consumption, both our own, and those we export to. No city or business community could be in greater conflict with the core rationale of the green movement, which holds that consumption is the driver of all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By moral suasion, tax, regulation or restriction of trade, the green movement seeks to stifle consumption, which stifles Hong Kong.
Green groups that support"Lights Out Hong Kong" have little regard for the economic impact on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hich is obvious because they undertake an effort that is designed more to raise their fundraising profile rather than engage China in the serious discussions that will clear our skies.
Second Opinion
Next Magazine 2010-03-11
Green groups that support"Lights Out Hong Kong" have little regard for the economic impact on the people of Hong Kong.If they are at all serious about keeping our skies clear, they should engage China in discussions about exporting pollution to Hong Kong.
Driving home each night along Hong Kong's Eastern Corridor the spectacular night skyline is always a magnificent view. Except on the nights I can't see the skyline due to pollution.
Yet, it is this wonderful night skyline the World Wildlife Federation, Greenpeace, along with other environmental groups have identified as symbolic of Hong Kong's air pollution problem. As such, later this month we will be asked to turn off the lights for thirty minutes, including lights in our homes, in the fight against air pollution.
But rather than putting so much effort in the gimmick, i.e."Lights Out Hong Kong", might it be better to move away from feel good gestures and start dealing with the main source of our air pollution, China.
When the Japanese and Taiwanese complain about air pollution coming from China and winds from the north along with mainland holiday periods offer a respite for our lungs, haven't we come to the point where those peddling the story of Hong Kong creating its own air pollution can be doubted? China is the world's factory and pretending there is no smoke coming from that factory is a delusion.
The mere suggestion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air pollution flows south over our border from China is met by whispers of subversion by government and attempts at diversion by green groups.
Now, the Chinese are right that many in the West use the pollution argument to dampen China's competitiveness. Some of the biggest backers of pressure on China ove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re Western labor unions and the politicians dependent on those unions. The first envoy from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o visit China was transition chief and strident labor union ally, John Podesta. His visit was focused solely on global warming and getting China to cut emissions, i.e., raising the cost of production in China.
But, Hong Kong is part of China, and our complaints about air pollution from the mainland are no more subversive than asking your taxi driver to stop smoking when you enter his cab. Many in government say things are getting better, I am not certain. But what would benefit the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border is if we started discussing the problem like it was one.
For Hong Kong's environmentalists, diverting attention from China is too self-serving to be explained away as simply being misguided. For the diversion away from China and focus on Hong Kong is driven by a fear of a loss of funding, a desire to be seen as having a solution, and more sinister, an ideology that is at odds with the success of Hong Kong.
Hong Kong business avoids controversy and any tension with China. The sheer number of large companies that have signed up for"Lights Out" is a sure sign this event is low on action and high on feel good.
Green groups also need to stay relevant in the eyes of their supporters. Make Hong Kong the issue and that market need is satisfied.
In addition to the obvious marketing rationale for diverting the air pollution issue to Hong Kong there is a deeper ideological problem the green movement has with Hong Kong, one that will not clear if our skies do.
Hong Kong is a city built on consumption, both our own, and those we export to. No city or business community could be in greater conflict with the core rationale of the green movement, which holds that consumption is the driver of all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By moral suasion, tax, regulation or restriction of trade, the green movement seeks to stifle consumption, which stifles Hong Kong.
Green groups that support"Lights Out Hong Kong" have little regard for the economic impact on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hich is obvious because they undertake an effort that is designed more to raise their fundraising profile rather than engage China in the serious discussions that will clear our skies.
2010年3月10日 星期三
2010年3月4日 星期四
Hong Kong Needs A Culture of Safety
Mark L. Clifford
Second Opinion
Next Magazine 2010-03-04
Amy Coxall was killed when her scarf was caught in a go-kart. To cut down on accidents like this, Hong Kong needs a new awareness of safety.
Our family's idyllic Chinese New Year's holiday at the Olympics in Whistler was shattered by the news that an Island School student had died in a go-kart accident in Tuen Mun. I got the news on an achingly beautiful alpine morning in Whistler as the best athletes in the world, only a few years older than our 15-year-old son, were getting ready to ski, as full of life as anyone can ever be.
I had to give our son the heartbreaking news that Amy Coxall, who had just appeared in a school play with him a few weeks earlier, had been killed in an altogether preventable accident when her scarf was caught up in a go-kart. It was devastating to break this news to our son and, although I don't know the Coxall family, unbearable for me as a parent to think of their pain.
Amidst the predictable finger-pointing after Amy's death there were calls for more regulation. But that simple response misses the point that, for all the talk about a caring society, we are a slipshod city that simply doesn't have a developed-world ethos when it comes to safety. The Hong Kong Kart Club overseeing Diamond Coast Go-kart Track proclaims that its mission is to"Promote safety[sic] driving via professional training for karters; Educate a correct concept of road safety and proper driving habit[sic] for the next generation;[and] Encourage participation by providing easy access for both junior and senior karters." Yet no one in Tuen Mun could keep a 15-year-old girl from wearing a scarf while taking part in a high-speed motor sport?
We have lots of regulations. What we really need is safety consciousness. Why weren't the operators trained to really enforce an ethos of safety? Why didn't they insist that people not wear scarves before operating these cars?
This horrible death got me thinking a friend of mine who was run over and killed by a bus in Central in August 2002. Juanito Ocba was on his way to church on a Sunday afternoon and, yes, he was jaywalking. But, still, to be mown down by a New World bus at the corner of Pedder Street and Des Voeux Road, one of the busiest pedestrian corners in Hong Kong on a crowded Sunday afternoon? No charges were filed against the driver and New World management never made the slightest gesture, let alone an apology, to his widow.
The killing goes on. On March 1, two more pedestrians were killed, one by a minibus and one by a taxi. How many more Hong Kong people need to die before citizens say they've had enough to a homicidal driving culture?
Thanks to the virtual ban on cars in Whistler during the Olympics, I've taken a lot of buses during the last two weeks. The safety consciousness of these drivers-- and I had bus drivers who came from places as far apart as China and Quebec-- is extraordinary, and a striking contrast to Hong Kong's kamikaze commercial drivers. Simply put, in Canada no one drives a bus in a way that's likely to run over a pedestrian in a crosswalk. In Hong Kong we have nicely painted zebra crossings framed with charming orange lights. But these are museum relics from the colonial era. Anyone who thinks these are protected pedestrian zones is brave or foolish.
For all the talk about the bankruptcy of Western values, when it comes to caring for strangers in a crowd, Hong Kong could learn something from Canada.
Our population is aging. More than ever, we'll need to watch out for the safety of people we don't know, the anonymous faces in the street who are all someone's mother or someone's son. This isn't something that comes naturally. But it can and must be taught.
Let's marry Hong Kong's can-do spirit with more care and compassion, and above all more thought on the part of everyone from go-kart track attendants to bus drivers. Let's learn from the deaths of Amy and Juanito and so many others.
Second Opinion
Next Magazine 2010-03-04
Amy Coxall was killed when her scarf was caught in a go-kart. To cut down on accidents like this, Hong Kong needs a new awareness of safety.
Our family's idyllic Chinese New Year's holiday at the Olympics in Whistler was shattered by the news that an Island School student had died in a go-kart accident in Tuen Mun. I got the news on an achingly beautiful alpine morning in Whistler as the best athletes in the world, only a few years older than our 15-year-old son, were getting ready to ski, as full of life as anyone can ever be.
I had to give our son the heartbreaking news that Amy Coxall, who had just appeared in a school play with him a few weeks earlier, had been killed in an altogether preventable accident when her scarf was caught up in a go-kart. It was devastating to break this news to our son and, although I don't know the Coxall family, unbearable for me as a parent to think of their pain.
Amidst the predictable finger-pointing after Amy's death there were calls for more regulation. But that simple response misses the point that, for all the talk about a caring society, we are a slipshod city that simply doesn't have a developed-world ethos when it comes to safety. The Hong Kong Kart Club overseeing Diamond Coast Go-kart Track proclaims that its mission is to"Promote safety[sic] driving via professional training for karters; Educate a correct concept of road safety and proper driving habit[sic] for the next generation;[and] Encourage participation by providing easy access for both junior and senior karters." Yet no one in Tuen Mun could keep a 15-year-old girl from wearing a scarf while taking part in a high-speed motor sport?
We have lots of regulations. What we really need is safety consciousness. Why weren't the operators trained to really enforce an ethos of safety? Why didn't they insist that people not wear scarves before operating these cars?
This horrible death got me thinking a friend of mine who was run over and killed by a bus in Central in August 2002. Juanito Ocba was on his way to church on a Sunday afternoon and, yes, he was jaywalking. But, still, to be mown down by a New World bus at the corner of Pedder Street and Des Voeux Road, one of the busiest pedestrian corners in Hong Kong on a crowded Sunday afternoon? No charges were filed against the driver and New World management never made the slightest gesture, let alone an apology, to his widow.
The killing goes on. On March 1, two more pedestrians were killed, one by a minibus and one by a taxi. How many more Hong Kong people need to die before citizens say they've had enough to a homicidal driving culture?
Thanks to the virtual ban on cars in Whistler during the Olympics, I've taken a lot of buses during the last two weeks. The safety consciousness of these drivers-- and I had bus drivers who came from places as far apart as China and Quebec-- is extraordinary, and a striking contrast to Hong Kong's kamikaze commercial drivers. Simply put, in Canada no one drives a bus in a way that's likely to run over a pedestrian in a crosswalk. In Hong Kong we have nicely painted zebra crossings framed with charming orange lights. But these are museum relics from the colonial era. Anyone who thinks these are protected pedestrian zones is brave or foolish.
For all the talk about the bankruptcy of Western values, when it comes to caring for strangers in a crowd, Hong Kong could learn something from Canada.
Our population is aging. More than ever, we'll need to watch out for the safety of people we don't know, the anonymous faces in the street who are all someone's mother or someone's son. This isn't something that comes naturally. But it can and must be taught.
Let's marry Hong Kong's can-do spirit with more care and compassion, and above all more thought on the part of everyone from go-kart track attendants to bus drivers. Let's learn from the deaths of Amy and Juanito and so many others.
2010年2月23日 星期二
炮製黑心食品大踢爆
2010/02/23
來源：on.cc
內地黑心食品層出不窮，更已發展至開班授徒，教導以不同的化學物品去為食品「保鮮」，課程雖索價三千元人民幣，仍吸引不少內地人從各省各地報讀。有本港業內人士批評政府監管豆製品的工作並不足夠，不排除黑心豆製品早已流入本港市面；而港人在內地飲食更要加倍小心，以免毒從口入食出禍。
內地近年湧現「食品加工培訓班」，花數千元人民幣就可以學習多種「黑心」食品製作方法，連沒有化學常識的平民百姓都可以親手做出「黑心」食品出售。
過艷過白過彈要提防
「沒聽說過會吃出人命，你要是怕你就不要吃啦！」來自江蘇省的孫煥平曾以三千元學習脆豆乾的加工技巧，導師指加入雙氧水就可以令豆腐乾更白更亮，更強調不會損害健康。孫之後參加了另一個「食品加工培訓班」，和來自不同地方、不同年紀的人一起「與時並進」學習食物「保鮮」新技術，如在瀕死的魚類身上滴上柴油，可令其回復「生猛」；以保鮮粉泡芽菜可以令芽菜看起來更新鮮，不過保鮮粉其實是用來清洗塑膠的工業原料二亞硫酸鈉。
孫煥平其後因良心戰勝黑心，開始穿梭內地多個省市，教導市民如何辨認黑心食品。「食物過於鮮艷可能使用了色素；食物過白可能用了漂白劑；食品特別有彈性可能用了硼砂。」
「如果豆乾、芽菜出現問題，根本會令人失去食o既興趣，我都唔想食呀！」長居在深圳的工聯會深圳諮詢服務中心助理主任潘志輝表示，時有聽聞內地的食品問題，所以只會到大集團旗下的餐廳用膳，更加會避開有問題的食品，「食o左呢o的有問題o既食物，受苦o既係自己。」
黑心豆製品恐已流港
「o黎貨o既時候又白又靚，點會諗到經過化學加工。」香港入口蔬菜批發商商會會長袁昌表示，本港商販、食肆誤入黑心豆製品不足為奇，「為o左令豆乾、豆芽靚o的，內地不法商人會加入漂白劑等化學物。」袁批評，港府在監管入口蔬菜、豆製品的工作並不足夠，應趁早監管，勿讓問題食品流入本港。
在大埔區街市賣豆類製品的顧太表示，曾聽聞過內地的製品有問題，所以只會在元朗的供應商買本地出產的新鮮豆類製品。她又表示，所賣的芽菜不會浸水，雖然看起來沒那麼吸引，不過炒起來就更爽身。
中文大學生物化學系教授何永成表示，雙氧水本用作漂白或清洗傷口，進食後會刺激腸胃細胞，「因為腸道的黏膜會受損，長期進食會影響消化系統的功能，或者會引起潰瘍、發炎等。」又指曾有研究發現，老鼠攝取雙氧水後，腸胃長出腫瘤，但至今未有證據顯示人體吸收後會致癌。至於令魚類更生猛的柴油，人體攝取過量會令腦部興奮，長期進食含柴油的魚，會損害腦部神經。
傳染病專科醫生勞永樂表示，二亞硫酸鈉是氧化硫溶入水後的物質，有漂白和防霉的作用。使用了二亞硫酸鈉漂白的芽菜，下鑊煮時，遇熱會釋放出硫磺的氣味，可引致流眼水、打噴嚏等敏感徵狀。不過因為烹煮時二亞硫酸鈉已揮發了大部分，除了吃下去會有酸味之外，對人體不會有太大影響。
來源：on.cc
內地黑心食品層出不窮，更已發展至開班授徒，教導以不同的化學物品去為食品「保鮮」，課程雖索價三千元人民幣，仍吸引不少內地人從各省各地報讀。有本港業內人士批評政府監管豆製品的工作並不足夠，不排除黑心豆製品早已流入本港市面；而港人在內地飲食更要加倍小心，以免毒從口入食出禍。
內地近年湧現「食品加工培訓班」，花數千元人民幣就可以學習多種「黑心」食品製作方法，連沒有化學常識的平民百姓都可以親手做出「黑心」食品出售。
過艷過白過彈要提防
「沒聽說過會吃出人命，你要是怕你就不要吃啦！」來自江蘇省的孫煥平曾以三千元學習脆豆乾的加工技巧，導師指加入雙氧水就可以令豆腐乾更白更亮，更強調不會損害健康。孫之後參加了另一個「食品加工培訓班」，和來自不同地方、不同年紀的人一起「與時並進」學習食物「保鮮」新技術，如在瀕死的魚類身上滴上柴油，可令其回復「生猛」；以保鮮粉泡芽菜可以令芽菜看起來更新鮮，不過保鮮粉其實是用來清洗塑膠的工業原料二亞硫酸鈉。
孫煥平其後因良心戰勝黑心，開始穿梭內地多個省市，教導市民如何辨認黑心食品。「食物過於鮮艷可能使用了色素；食物過白可能用了漂白劑；食品特別有彈性可能用了硼砂。」
「如果豆乾、芽菜出現問題，根本會令人失去食o既興趣，我都唔想食呀！」長居在深圳的工聯會深圳諮詢服務中心助理主任潘志輝表示，時有聽聞內地的食品問題，所以只會到大集團旗下的餐廳用膳，更加會避開有問題的食品，「食o左呢o的有問題o既食物，受苦o既係自己。」
黑心豆製品恐已流港
「o黎貨o既時候又白又靚，點會諗到經過化學加工。」香港入口蔬菜批發商商會會長袁昌表示，本港商販、食肆誤入黑心豆製品不足為奇，「為o左令豆乾、豆芽靚o的，內地不法商人會加入漂白劑等化學物。」袁批評，港府在監管入口蔬菜、豆製品的工作並不足夠，應趁早監管，勿讓問題食品流入本港。
在大埔區街市賣豆類製品的顧太表示，曾聽聞過內地的製品有問題，所以只會在元朗的供應商買本地出產的新鮮豆類製品。她又表示，所賣的芽菜不會浸水，雖然看起來沒那麼吸引，不過炒起來就更爽身。
中文大學生物化學系教授何永成表示，雙氧水本用作漂白或清洗傷口，進食後會刺激腸胃細胞，「因為腸道的黏膜會受損，長期進食會影響消化系統的功能，或者會引起潰瘍、發炎等。」又指曾有研究發現，老鼠攝取雙氧水後，腸胃長出腫瘤，但至今未有證據顯示人體吸收後會致癌。至於令魚類更生猛的柴油，人體攝取過量會令腦部興奮，長期進食含柴油的魚，會損害腦部神經。
傳染病專科醫生勞永樂表示，二亞硫酸鈉是氧化硫溶入水後的物質，有漂白和防霉的作用。使用了二亞硫酸鈉漂白的芽菜，下鑊煮時，遇熱會釋放出硫磺的氣味，可引致流眼水、打噴嚏等敏感徵狀。不過因為烹煮時二亞硫酸鈉已揮發了大部分，除了吃下去會有酸味之外，對人體不會有太大影響。
2010年2月11日 星期四
Hong Kong Does Not Need More Regulations
Second Opinion
Next Magazine
2010-02-11
Every time when we hear a call for more regulation or restriction on trade, we should first examine the implicit cost of such interventions to our economy.
Quite often this column has recogniz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s the key impediment to economic growth, individual liberty, and the operation of free markets. Yet, we would give our civil servants far too much credit to suggest that they come up with the ideas that form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ill thought out policies government often inflicts on the Hong Kong people.Ideas, however bad, are the basis for policy. In Hong Kong, as the people are not the final arbitrator of public policy, we have an entire industry of academics, civic/environment activists, professional service providers such as lawyers and accountants, and of course business special interests, unchecked in their quest to add, or in the case of business special interests, delete/re-write, Hong Kong's regulatory framework.
By far the most destructive group in terms of providing the intellectual fodder for new regulation is our, often imported, academic community. 20th Century writer William McGurn commented often on ideas that are so bad only a genius could come up with them. Hong Kong academics continue McGurn's maxim into the 21st century.
One day, maybe, the Asia Institute of Financial Law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ill have a speaker who is in favor of the free market. But until that time comes we are stuck with the white guy back-scratching club that sponsors speakers to lecture us on"Green Taxation in East Asia" or"Hong Kong's Tax History and Some of The Questions It Raises". Do you think net tax reductions are favored in either of these talks?
Not that the Institute is completely anti-market. Lawyers, accountants, other leaches of regulation and other financial supporters of the Institute, must be thrilled their donations support the arguments that form increased regulation. Frankly the Institute should go for the fundraising gold and host a seminar:"Laws and Regulation, How You Can Profit From Their Implementation".As for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 crowd, if the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were half as successful in influencing government as lawyers and accountants were in directing regulatory policies, we would all be wearing camouflage and driving Humvees. The drumbeat for every regulatory cost increase in Hong Kong, from tax code revision, introduction of class action lawsuits, introduction of competition law, and any number of additional securities regulations are, more often than not, driven by those who would profit from their introduction.
Years ago, I was told that if the United States had Hong Kong's tax system, 500,000 lawyers, accountants, tax preparers and government workers would be out of work. But millions more would be in jobs in industries not driven out of the US. Regulations don't create jobs, they add cost.
Civ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ctivists are always pushing for more government. But at least they are honest about it. One can't really fault Greenpeace for wanting a tax on plastic bags or the Cancer Society wanting to ban smoking in bars. Both are bad ideas that have no real effect, but neither group is making a buck on their bad ideas.
The final group influencing regulation is the business community.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new"green industries" and Hong Kong power companies, who need to increase the cost on other products to make their products work, most businesses are trying to reduce or stave off regulation. Yes, they profit from their efforts, but that is what business does. And when business saves money we as consumers save money. Competition is the enemy of regulation and what we should always remember is not only the cost of regulation, but also who benefits each time a new regulation is proposed.
Regulation is a cost. No one is advocating destroying the environment or allowing guns in the streets of Hong Kong. Yet, it would serve Hong Kong well if every time when we hear a call for another rule or restriction on trade that we first examine the costs implicit in increased regulation.
Mark Simon first lived in Hong Kong from 1992 to 1995. Since 2000 he has been an executive with the Next Media group in Hong Kong. He has written on free trade in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IHT, SCMP, and various international policy journals.
Next Magazine
2010-02-11
Every time when we hear a call for more regulation or restriction on trade, we should first examine the implicit cost of such interventions to our economy.
Quite often this column has recogniz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s the key impediment to economic growth, individual liberty, and the operation of free markets. Yet, we would give our civil servants far too much credit to suggest that they come up with the ideas that form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ill thought out policies government often inflicts on the Hong Kong people.Ideas, however bad, are the basis for policy. In Hong Kong, as the people are not the final arbitrator of public policy, we have an entire industry of academics, civic/environment activists, professional service providers such as lawyers and accountants, and of course business special interests, unchecked in their quest to add, or in the case of business special interests, delete/re-write, Hong Kong's regulatory framework.
By far the most destructive group in terms of providing the intellectual fodder for new regulation is our, often imported, academic community. 20th Century writer William McGurn commented often on ideas that are so bad only a genius could come up with them. Hong Kong academics continue McGurn's maxim into the 21st century.
One day, maybe, the Asia Institute of Financial Law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ill have a speaker who is in favor of the free market. But until that time comes we are stuck with the white guy back-scratching club that sponsors speakers to lecture us on"Green Taxation in East Asia" or"Hong Kong's Tax History and Some of The Questions It Raises". Do you think net tax reductions are favored in either of these talks?
Not that the Institute is completely anti-market. Lawyers, accountants, other leaches of regulation and other financial supporters of the Institute, must be thrilled their donations support the arguments that form increased regulation. Frankly the Institute should go for the fundraising gold and host a seminar:"Laws and Regulation, How You Can Profit From Their Implementation".As for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 crowd, if the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were half as successful in influencing government as lawyers and accountants were in directing regulatory policies, we would all be wearing camouflage and driving Humvees. The drumbeat for every regulatory cost increase in Hong Kong, from tax code revision, introduction of class action lawsuits, introduction of competition law, and any number of additional securities regulations are, more often than not, driven by those who would profit from their introduction.
Years ago, I was told that if the United States had Hong Kong's tax system, 500,000 lawyers, accountants, tax preparers and government workers would be out of work. But millions more would be in jobs in industries not driven out of the US. Regulations don't create jobs, they add cost.
Civ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ctivists are always pushing for more government. But at least they are honest about it. One can't really fault Greenpeace for wanting a tax on plastic bags or the Cancer Society wanting to ban smoking in bars. Both are bad ideas that have no real effect, but neither group is making a buck on their bad ideas.
The final group influencing regulation is the business community.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new"green industries" and Hong Kong power companies, who need to increase the cost on other products to make their products work, most businesses are trying to reduce or stave off regulation. Yes, they profit from their efforts, but that is what business does. And when business saves money we as consumers save money. Competition is the enemy of regulation and what we should always remember is not only the cost of regulation, but also who benefits each time a new regulation is proposed.
Regulation is a cost. No one is advocating destroying the environment or allowing guns in the streets of Hong Kong. Yet, it would serve Hong Kong well if every time when we hear a call for another rule or restriction on trade that we first examine the costs implicit in increased regulation.
Mark Simon first lived in Hong Kong from 1992 to 1995. Since 2000 he has been an executive with the Next Media group in Hong Kong. He has written on free trade in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IHT, SCMP, and various international policy journals.
2010年2月7日 星期日
中國濫發抗生素 全球恐無藥可用
AppleDaily
2010-02-07
中國抗生素人均年消費量在 138克左右，是美國的 10倍。英國《每日電訊報》指，中國醫務人員濫用抗生素，令抗藥性病菌案例急增。有瑞典傳染病專家擔心，這些抗藥病菌萬一擴散到全球，將令醫學界無藥可用，倒退到無抗生素時代。
內地醫院抗藥病菌急增
英國《每日電訊報》駐京記者扮喉龍痛到藥房買藥，發現即使無醫生紙，五間藥房中有三間都毫不猶豫賣給抗生素。其中一間藥房表示會找醫生補寫回處方。醫院情況更嚴重，六成住院病人都發抗生素。北京大學臨床藥理研究所副所長肖永紅指，醫生濫開抗生素因醫院逾半收入靠賣藥，其中又以抗生素最賺錢。因濫用抗生素，內地醫院抗藥病菌急升；去年廣州運來香港的生豬，亦發現新品種的抗藥性金黃葡萄球菌。中國衞生部曾透露，內地每年濫用抗生素，直接或間接導致八萬人死亡。瑞典傳染病專家指出，中國濫用抗生素情況，令一些感染症首選或次選藥無效，甚至第三或第四類藥也無效。他擔心這些抗藥惡菌擴散全球，令現有抗生素失效。
2010-02-07
中國抗生素人均年消費量在 138克左右，是美國的 10倍。英國《每日電訊報》指，中國醫務人員濫用抗生素，令抗藥性病菌案例急增。有瑞典傳染病專家擔心，這些抗藥病菌萬一擴散到全球，將令醫學界無藥可用，倒退到無抗生素時代。
內地醫院抗藥病菌急增
英國《每日電訊報》駐京記者扮喉龍痛到藥房買藥，發現即使無醫生紙，五間藥房中有三間都毫不猶豫賣給抗生素。其中一間藥房表示會找醫生補寫回處方。醫院情況更嚴重，六成住院病人都發抗生素。北京大學臨床藥理研究所副所長肖永紅指，醫生濫開抗生素因醫院逾半收入靠賣藥，其中又以抗生素最賺錢。因濫用抗生素，內地醫院抗藥病菌急升；去年廣州運來香港的生豬，亦發現新品種的抗藥性金黃葡萄球菌。中國衞生部曾透露，內地每年濫用抗生素，直接或間接導致八萬人死亡。瑞典傳染病專家指出，中國濫用抗生素情況，令一些感染症首選或次選藥無效，甚至第三或第四類藥也無效。他擔心這些抗藥惡菌擴散全球，令現有抗生素失效。
2010年2月5日 星期五
令人震驚的三聚氰胺廣東“路線圖”
金羊網 新快報
2010-02-05
春節前三聚氰胺捲土重來已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悲劇。人們不會忘記，三聚氰胺超標的奶粉當時信誓旦旦號稱已全部被銷毀。
在現有的監管漏洞下，一直“潛伏”的三聚氰胺終於使廣州地區的從化、潮汕地區的潮安在劫難逃。日前廣東省衛生廳食安辦有關負責人證實了這一點，並表示案件目前正在查處。
必須強調，除了從化、潮安，省內包括廣州市還有哪些地方仍飄蕩著三聚氰胺的陰魂，公眾恐怕暫時還不得而知，也無法僅僅根據有關部門的通報來判斷，因為他們最多只能通報“已發現的”，但有沒有發現，和事實上是否存在，並不是一回事。
三聚氰胺為什麼會出現在不屬於“市區”的從化、潮安？
從邏輯上講，三聚氰胺會以隱蔽的形式在全國向任何地方滲透和擴散，因為哪兒都是市場。然而，在打擊的高壓態勢下，這一點還是毫無疑問的：相比於城市，在農村地區或城市郊區，三聚氰胺更沒有被發現的風險。
其一就是漏洞百出的監管體系在農村地區和城市郊區更形同癱瘓，對市場上的任何有毒商品更不敏感；其二就是農村地區和城市郊區的居民，即使吃了有毒奶粉，除非有“集體中毒”這樣具有刺激性的衝擊和聚焦效應，否則難以被意識和關注到，而這樣，也就無法驅動監管部門的權力運作。
事實上，相比於城市市區，農村地區和城市效區對於含有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之類的“商品”的防範體系非常脆弱。這倒並不在於農民比市民更缺乏辨別商品有無毒害的知識(大家實際上都差不多，都無法辨別)，而是由於收入水準的限制，農民無法選擇在心理上對他們來說更有品質和安全保證的商品(比如進口奶粉)。農村地區和城市郊區差不多是各種假冒偽劣商品和有毒商品的傾銷地。在趨利避害的本能下，三聚氰胺更偏愛農村和城市郊區，實屬必然。
這是農村地區和城市郊區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又一曲挽歌。它承擔了從城市轉移而來的“消費風險”。而對此，當地的監管部門似乎並不感到吃驚。
媒體注意到：就從化麵包坊的三聚氰胺事件，廣州市衛生局法監處一負責人表示，廣東省衛生廳已將衛生部的通報轉發給廣州市工商、市質監、市衛生局等部門。至於是哪個單位去查處，這位元負責人說他也不清楚，他分析或者是工商部門或者是質監部門。但工商部門認為，他們主要監管流通領域，不可能去工廠檢查，因為“生產領域主要由質監部門和食品安全辦”。而衛生監督所則說他們的監管範圍是廣州市的餐飲單位，麵包坊不歸他們管。
從三聚氰胺到廣東的“路線圖”看，可謂一環扣一環，緊密而悄然無聲地滲入市場。然而，與之相比，負有監管職責的政府各部門卻奉行條塊管理，相互扯皮，有利益就上，沒利益就推卸責任，實在讓人震驚。三聚氰胺都已經出現了還如此遲鈍，更別說主動去防禦和發現三聚氰胺。
這樣的監管體系與其說是在負起監管責任，不如說只是給政府各部門劃定“利益範圍”，並給“毒奶粉”等留足空間。僅僅要這些部門承擔起責任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對改善和重構這樣的監管體系承擔責任。
編輯：楊日
2010-02-05
春節前三聚氰胺捲土重來已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悲劇。人們不會忘記，三聚氰胺超標的奶粉當時信誓旦旦號稱已全部被銷毀。
在現有的監管漏洞下，一直“潛伏”的三聚氰胺終於使廣州地區的從化、潮汕地區的潮安在劫難逃。日前廣東省衛生廳食安辦有關負責人證實了這一點，並表示案件目前正在查處。
必須強調，除了從化、潮安，省內包括廣州市還有哪些地方仍飄蕩著三聚氰胺的陰魂，公眾恐怕暫時還不得而知，也無法僅僅根據有關部門的通報來判斷，因為他們最多只能通報“已發現的”，但有沒有發現，和事實上是否存在，並不是一回事。
三聚氰胺為什麼會出現在不屬於“市區”的從化、潮安？
從邏輯上講，三聚氰胺會以隱蔽的形式在全國向任何地方滲透和擴散，因為哪兒都是市場。然而，在打擊的高壓態勢下，這一點還是毫無疑問的：相比於城市，在農村地區或城市郊區，三聚氰胺更沒有被發現的風險。
其一就是漏洞百出的監管體系在農村地區和城市郊區更形同癱瘓，對市場上的任何有毒商品更不敏感；其二就是農村地區和城市郊區的居民，即使吃了有毒奶粉，除非有“集體中毒”這樣具有刺激性的衝擊和聚焦效應，否則難以被意識和關注到，而這樣，也就無法驅動監管部門的權力運作。
事實上，相比於城市市區，農村地區和城市效區對於含有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之類的“商品”的防範體系非常脆弱。這倒並不在於農民比市民更缺乏辨別商品有無毒害的知識(大家實際上都差不多，都無法辨別)，而是由於收入水準的限制，農民無法選擇在心理上對他們來說更有品質和安全保證的商品(比如進口奶粉)。農村地區和城市郊區差不多是各種假冒偽劣商品和有毒商品的傾銷地。在趨利避害的本能下，三聚氰胺更偏愛農村和城市郊區，實屬必然。
這是農村地區和城市郊區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又一曲挽歌。它承擔了從城市轉移而來的“消費風險”。而對此，當地的監管部門似乎並不感到吃驚。
媒體注意到：就從化麵包坊的三聚氰胺事件，廣州市衛生局法監處一負責人表示，廣東省衛生廳已將衛生部的通報轉發給廣州市工商、市質監、市衛生局等部門。至於是哪個單位去查處，這位元負責人說他也不清楚，他分析或者是工商部門或者是質監部門。但工商部門認為，他們主要監管流通領域，不可能去工廠檢查，因為“生產領域主要由質監部門和食品安全辦”。而衛生監督所則說他們的監管範圍是廣州市的餐飲單位，麵包坊不歸他們管。
從三聚氰胺到廣東的“路線圖”看，可謂一環扣一環，緊密而悄然無聲地滲入市場。然而，與之相比，負有監管職責的政府各部門卻奉行條塊管理，相互扯皮，有利益就上，沒利益就推卸責任，實在讓人震驚。三聚氰胺都已經出現了還如此遲鈍，更別說主動去防禦和發現三聚氰胺。
這樣的監管體系與其說是在負起監管責任，不如說只是給政府各部門劃定“利益範圍”，並給“毒奶粉”等留足空間。僅僅要這些部門承擔起責任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對改善和重構這樣的監管體系承擔責任。
編輯：楊日
10萬噸毒奶粉 繼續為禍全國
明報
2010年2月5日 星期五 05:10
【明報專訊】內地近日爆出駭人消息，2008年「三聚氰胺」問題奶粉再度現身市場。據衛生部 通報，已有3種「毒奶粉」流入廣州市場，廣州工商局已經緊急清查。業內人士估計，在三鹿奶粉事件之後，全國市場上仍有約10萬噸毒奶粉未被銷毁。
2008年毒奶粉未盡毁
據內地傳媒報道，目前發現的問題乳製品使用的均為2008年未被銷毁的三聚氰胺超標毒奶粉作原料。這些問題原料被重新包裝或製成各種乳製品重新流入市場。
據透露，2008年對毒奶粉銷毁的重點是放在對市面上的產品召回並銷毁，而對有毒原材料的銷毁則未有嚴格執行。
上月30日，在全國食品安全整頓工作辦公室召開的2010年全國食品安全整頓工作會議上，曝光了上海 、陝西 、山東、遼寧和河北5家產品三聚氰胺超標的公司，並指這些公司生產的超標產品，均使用了2008年未被銷毁的問題奶粉作為原料，性質非常惡劣。
毒原料重新包裝上巿
有業內人士透露，2008年整頓毒奶的行動確實是針對市場上產品的動作多一些，產品在召回後，立即在質檢部門的監督下銷毁，但因涉及範圍太大，面積過廣，難免有一部分「有毒」奶粉沒有被查出來，成為漏網之魚。
有業內官員稱，大的企業一般來說目前不存在問題，「全國性的企業要接受全國的監督，現在檢查這麼嚴，而且三聚氰胺已經是一個必須檢查的項目，有毒原料如果使用馬上就會發現，企業不會冒風險去幹這樣的事情了。」但他同時也坦承，對於一些小企業特別是地方性的企業來說，如果地方缺乏足夠的監管，再加上只在部分地區進行銷售，即便出現問題可能也比較難以發現。
今次全國食品安全整頓工作辦公室披露的幾家涉案企業都是地方性的小企業。北京 人士指出，三鹿事件之後，三聚氰胺奶粉不但未有徹底「退出江湖」，反而以一連串案件的形式捲土重來，如此嚴重惡劣的事實，指摘當事企業和個人「利慾薰心、頂風作案」當然並不過分。不過，「這些案件都是使用了2008年未被銷毁的問題奶粉作為原料」，這表明在2008年那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三鹿事件」中，三聚氰胺問題奶粉並未被徹底、乾淨地解決，而當初「徹查並銷毁問題奶粉」曾是有關部門明確要求的任務之一。此次毒奶粉再度現身，不僅給內地食品安全再次敲響警鐘，也暴露出有關部門監管的漏洞，其背後是否還有官場腐敗和地方保護主義等問題也值得關注。不過今次官方主動曝光，則表現出與以往不同的勇氣與決心。
鍾鳴九
2010年2月5日 星期五 05:10
【明報專訊】內地近日爆出駭人消息，2008年「三聚氰胺」問題奶粉再度現身市場。據衛生部 通報，已有3種「毒奶粉」流入廣州市場，廣州工商局已經緊急清查。業內人士估計，在三鹿奶粉事件之後，全國市場上仍有約10萬噸毒奶粉未被銷毁。
2008年毒奶粉未盡毁
據內地傳媒報道，目前發現的問題乳製品使用的均為2008年未被銷毁的三聚氰胺超標毒奶粉作原料。這些問題原料被重新包裝或製成各種乳製品重新流入市場。
據透露，2008年對毒奶粉銷毁的重點是放在對市面上的產品召回並銷毁，而對有毒原材料的銷毁則未有嚴格執行。
上月30日，在全國食品安全整頓工作辦公室召開的2010年全國食品安全整頓工作會議上，曝光了上海 、陝西 、山東、遼寧和河北5家產品三聚氰胺超標的公司，並指這些公司生產的超標產品，均使用了2008年未被銷毁的問題奶粉作為原料，性質非常惡劣。
毒原料重新包裝上巿
有業內人士透露，2008年整頓毒奶的行動確實是針對市場上產品的動作多一些，產品在召回後，立即在質檢部門的監督下銷毁，但因涉及範圍太大，面積過廣，難免有一部分「有毒」奶粉沒有被查出來，成為漏網之魚。
有業內官員稱，大的企業一般來說目前不存在問題，「全國性的企業要接受全國的監督，現在檢查這麼嚴，而且三聚氰胺已經是一個必須檢查的項目，有毒原料如果使用馬上就會發現，企業不會冒風險去幹這樣的事情了。」但他同時也坦承，對於一些小企業特別是地方性的企業來說，如果地方缺乏足夠的監管，再加上只在部分地區進行銷售，即便出現問題可能也比較難以發現。
今次全國食品安全整頓工作辦公室披露的幾家涉案企業都是地方性的小企業。北京 人士指出，三鹿事件之後，三聚氰胺奶粉不但未有徹底「退出江湖」，反而以一連串案件的形式捲土重來，如此嚴重惡劣的事實，指摘當事企業和個人「利慾薰心、頂風作案」當然並不過分。不過，「這些案件都是使用了2008年未被銷毁的問題奶粉作為原料」，這表明在2008年那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三鹿事件」中，三聚氰胺問題奶粉並未被徹底、乾淨地解決，而當初「徹查並銷毁問題奶粉」曾是有關部門明確要求的任務之一。此次毒奶粉再度現身，不僅給內地食品安全再次敲響警鐘，也暴露出有關部門監管的漏洞，其背後是否還有官場腐敗和地方保護主義等問題也值得關注。不過今次官方主動曝光，則表現出與以往不同的勇氣與決心。
鍾鳴九
毒奶粉維權家長遭起訴
from AppleDaily 2010-02-05
中國毒奶粉受害兒童家長的維權代表趙連海，被當局拘捕近三個月後，日前被北京大興區人民檢察院，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起訴，最高可被判五年。趙連海的代表律師彭劍表示，趙否認控罪，「他認為自己沒有犯罪，做的都是對的」。
「沒犯罪，做的都是對的」
39歲的趙連海，河南籍，家住北京。他是 2008年發生毒奶粉事件後，組織受害兒童家長爭取賠償的維權人士，而他的兒子也是因喝了毒奶粉導致腎結石的受害者之一。去年 11月 13日，北京公安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將他刑事拘留，同年 12月 17日被正式逮捕。他近日更被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檢察院以尋釁滋事罪起訴。起訴書指出，趙連海於 2008年 9月至 2009年 9月間，以維權為幌子，利用三聚氰胺污染「三鹿」奶粉事件，在互聯網上惡意炒作，煽動糾集不明真相的群眾到河北省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及北京市大興區豐台區等地，採用圍堵喊口號、非法聚會等方式，嚴重擾亂上述地區的社會秩序； 2009年 8月 4日，利用安徽籍女青年李蕊蕊在豐台區聚源賓館被強姦一案，以報案為名惡意炒作，糾集煽動不明真相群眾及多家境外媒體記者，到北京市公安局大門東側非法聚集，嚴重擾亂該地區的社會秩序。彭劍表示，趙連海承認所做的維權行為，但認為自己沒有罪，所做的事都是對的。而趙的妻子李雪梅表示，她和受問題奶粉毒害的大兒子都一直支持趙的維權行動。
博訊網/新華社
中國毒奶粉受害兒童家長的維權代表趙連海，被當局拘捕近三個月後，日前被北京大興區人民檢察院，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起訴，最高可被判五年。趙連海的代表律師彭劍表示，趙否認控罪，「他認為自己沒有犯罪，做的都是對的」。
「沒犯罪，做的都是對的」
39歲的趙連海，河南籍，家住北京。他是 2008年發生毒奶粉事件後，組織受害兒童家長爭取賠償的維權人士，而他的兒子也是因喝了毒奶粉導致腎結石的受害者之一。去年 11月 13日，北京公安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將他刑事拘留，同年 12月 17日被正式逮捕。他近日更被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檢察院以尋釁滋事罪起訴。起訴書指出，趙連海於 2008年 9月至 2009年 9月間，以維權為幌子，利用三聚氰胺污染「三鹿」奶粉事件，在互聯網上惡意炒作，煽動糾集不明真相的群眾到河北省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及北京市大興區豐台區等地，採用圍堵喊口號、非法聚會等方式，嚴重擾亂上述地區的社會秩序； 2009年 8月 4日，利用安徽籍女青年李蕊蕊在豐台區聚源賓館被強姦一案，以報案為名惡意炒作，糾集煽動不明真相群眾及多家境外媒體記者，到北京市公安局大門東側非法聚集，嚴重擾亂該地區的社會秩序。彭劍表示，趙連海承認所做的維權行為，但認為自己沒有罪，所做的事都是對的。而趙的妻子李雪梅表示，她和受問題奶粉毒害的大兒子都一直支持趙的維權行動。
博訊網/新華社
2010年2月4日 星期四
三聚氰胺陰魂不散
北方可可
AppleDaily 2010-02-04
影響遍及世界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剛剛過去一年多，三聚氰胺這個幽靈就又重現了。一月三十日召開的二○一○年全國食品安全整頓工作會議指出，「二○○九年以來，一些地方查處了上海熊貓煉乳、陝西金橋乳粉、山東綠賽爾純牛奶、遼寧五洲大冰棍雪糕、河北香蕉果園棒冰等多起乳品三聚氰胺超標案件。這些案件都是使用了二○○八年未被銷毀的問題奶粉作為原料，生產乳製品，性質非常惡劣。」
為大局將事件保密
其實，以國內相關企業的生產以及政府監管部門的監管現狀來說，三聚氰胺這個幽靈再現乳品市場也並不令人詫異，因為同類事件就不斷重複發生過，即事發──查處──再次事發這種怪圈。更引人注目的是，前些天有報道就指出，「上海熊貓乳品問題早在去年四月就已查處，但在之後長達八個月的時間內，一直對公眾保密。」報道指，上海當地一些業內人士透露，他們其實在此前就知道了這一事件，但是被告知要「保密」、「不能說」；對於原因，他僅表示，「目前乳業恢復形勢很好。」你看，「目前乳業恢復形勢很好」竟然成為「不能說」、要「保密」的理由！我想，有關方面之所以要「保密」，或許就是所謂的大局觀吧。在這些人的思想深處，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大概是屬於「小局」了，我等小民自然也是沒有「大局觀」，站得不高，看得不遠。試問：中國乳業的再度繁榮要靠三聚氰胺嗎？想想看，保密八個月，它會害苦乃至害死多少嬰兒？這就是所謂的「大局觀」嗎？
前些時候，人們還只看到三聚氰胺在上海那裏重現，驚詫之餘人們紛紛痛斥這種草菅人命的罪惡行徑；然而問題很快就牽扯出陝西、山東、遼寧、河北等地的一批相關生產企業。看來，三聚氰胺幽靈並不僅僅是在上海的一次孤立顯現，也絕不會像官方披露的那樣，只是這幾個地方廠商涉案的一個局部問題，我想問題很可能還要嚴重得多，比如還有沒有被「保密」的類似情形呢？或者還有多少廠家正在作案而並未被發現？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都不得而知，想必只有廠商和質監部門知道這個秘密吧。
人們不禁要發出這樣的詰問：人命關天，監管者發現問題為甚麼不在第一時間公開信息並發出食品安全警示？為了「維護穩定」嗎？以上海熊貓乳品問題為例，假如不是「保密」工作出了「意外」，這個秘密還要「保密」多久？非要等到出人命嗎？當初那個三鹿毒奶粉廠商以及當地政府相關部門不就是為了「維護穩定」而瞞報實情的嗎？不過事實證明，瞞報的結果就是惡劣影響波及到了全世界。
必須解決制度問題
國家質檢總局原局長李長江最近復出（任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專職副組長），而此人正是一年多之前因三鹿事件引咎辭職的。筆者以為，就食品安全問題來說，只要還是那種颳風式、運動式處理問題，而非在制度層面上解決問題；只要出了問題仍然沒有人真正負起責任（尤其是刑責），而是以黨紀政紀代替法紀，三聚氰胺幽靈就一定還會在中國食品行業反覆遊蕩！
AppleDaily 2010-02-04
影響遍及世界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剛剛過去一年多，三聚氰胺這個幽靈就又重現了。一月三十日召開的二○一○年全國食品安全整頓工作會議指出，「二○○九年以來，一些地方查處了上海熊貓煉乳、陝西金橋乳粉、山東綠賽爾純牛奶、遼寧五洲大冰棍雪糕、河北香蕉果園棒冰等多起乳品三聚氰胺超標案件。這些案件都是使用了二○○八年未被銷毀的問題奶粉作為原料，生產乳製品，性質非常惡劣。」
為大局將事件保密
其實，以國內相關企業的生產以及政府監管部門的監管現狀來說，三聚氰胺這個幽靈再現乳品市場也並不令人詫異，因為同類事件就不斷重複發生過，即事發──查處──再次事發這種怪圈。更引人注目的是，前些天有報道就指出，「上海熊貓乳品問題早在去年四月就已查處，但在之後長達八個月的時間內，一直對公眾保密。」報道指，上海當地一些業內人士透露，他們其實在此前就知道了這一事件，但是被告知要「保密」、「不能說」；對於原因，他僅表示，「目前乳業恢復形勢很好。」你看，「目前乳業恢復形勢很好」竟然成為「不能說」、要「保密」的理由！我想，有關方面之所以要「保密」，或許就是所謂的大局觀吧。在這些人的思想深處，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大概是屬於「小局」了，我等小民自然也是沒有「大局觀」，站得不高，看得不遠。試問：中國乳業的再度繁榮要靠三聚氰胺嗎？想想看，保密八個月，它會害苦乃至害死多少嬰兒？這就是所謂的「大局觀」嗎？
前些時候，人們還只看到三聚氰胺在上海那裏重現，驚詫之餘人們紛紛痛斥這種草菅人命的罪惡行徑；然而問題很快就牽扯出陝西、山東、遼寧、河北等地的一批相關生產企業。看來，三聚氰胺幽靈並不僅僅是在上海的一次孤立顯現，也絕不會像官方披露的那樣，只是這幾個地方廠商涉案的一個局部問題，我想問題很可能還要嚴重得多，比如還有沒有被「保密」的類似情形呢？或者還有多少廠家正在作案而並未被發現？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都不得而知，想必只有廠商和質監部門知道這個秘密吧。
人們不禁要發出這樣的詰問：人命關天，監管者發現問題為甚麼不在第一時間公開信息並發出食品安全警示？為了「維護穩定」嗎？以上海熊貓乳品問題為例，假如不是「保密」工作出了「意外」，這個秘密還要「保密」多久？非要等到出人命嗎？當初那個三鹿毒奶粉廠商以及當地政府相關部門不就是為了「維護穩定」而瞞報實情的嗎？不過事實證明，瞞報的結果就是惡劣影響波及到了全世界。
必須解決制度問題
國家質檢總局原局長李長江最近復出（任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專職副組長），而此人正是一年多之前因三鹿事件引咎辭職的。筆者以為，就食品安全問題來說，只要還是那種颳風式、運動式處理問題，而非在制度層面上解決問題；只要出了問題仍然沒有人真正負起責任（尤其是刑責），而是以黨紀政紀代替法紀，三聚氰胺幽靈就一定還會在中國食品行業反覆遊蕩！
永打不贏的泡沫戰爭
陶傑
壹週刊
2010-02-04
總統奧巴馬向華爾街宣戰，姿態很英雄，標題極搶眼。但這種姿態愈來愈顯出奧巴馬的泡沫化。
怎樣向華爾街宣戰呢？因為華爾街的 CEO在金融海嘯之後毫不悔改，短短一年前，四大汽車廠破產，四大總裁被召往華盛頓，為了顯示「與民同艱」，許多放棄乘頭等機票，改搭汽車，以示與從前奢華揮霍的日子一刀兩斷。
但華爾街 CEO為什麼故態復萌？因為奧巴馬上台後與英國的白高敦一樣，一齊開印鈔機，印了一批新鈔票，像向海地空投救濟品一樣，把現金一綑綑投入華爾街和倫敦的金融城，救濟金融海嘯。
雷曼兄弟、皇家蘇格蘭銀行、萊斯銀行，短短幾個月前還不是有消息說，美國尚有幾百家銀行有債務危機？為什麼一眨眼壞消息通通沉澱，換來的是「金融海嘯已成過去，經濟衰退現曙光」？
香港的股市也逐級回升，二萬八千點又指日可待了。這時奧巴馬又向華爾街「宣戰」了，其中有什麼問題？
奧巴馬上台，推行萬億美元的國民保健大計，錢從何來？此一政策是奧巴馬在競選總統時誇下的海口，如出兵阿富汗一樣，成為「奧巴馬新政」的兩大支柱之一。哪知道在投票前夕，金融海嘯爆發了，奧巴馬犯了董建華一樣的錯誤：八萬五建屋政策，是在香港一九九八年金融風暴前定下的，董建華一早就抱有雄心壯志。金融風暴從泰國開始，橫掃東南亞，傳播到香港，香港樓價自動調整，下挫兩三成。
就在這個時候，董建華領導下的特區政府還搶先拋售政府物業，成為索羅斯的幫兇內應。「八萬五」的口號拍了胸脯，收不回來，於是特區政府與美國的大鱷裡應外合，把香港樓價暴插七成。
只憑這一條，就可以將董建華政府全體治以漢奸罪，但奧巴馬比董建華還傻。香港的老董在闖下彌天大禍之後，終於怕了，像一個打爛了一尊青瓷花瓶的頑劣兒童，把破碎的瓷片藏起來，「八萬五沒有再提，即是不存在」。但奧巴馬呢？在金融海嘯之下，還堅持推出開支龐大的全國保健大計。
不必經濟學家，也看得出危險所在：既然政府剛開印鈔機，現金堆填到債務深重的銀行金融界，還要推出國民保健大計，很簡單的四個字：錢從何來？
奧巴馬沒有想到的，華爾街的 CEO是何等樣人，早就看穿了，金融海嘯，華爾街崩潰，如同美國的亡國。奧巴馬和布殊一樣，沒有 Change，只有開印鈔機一招，無窮無盡的銀紙，對於銀行總裁會滾滾而來，那麼為什麼不恢復派發高額的獎金，揮霍如故？
今天的美國未必是三流國家，但肯定是三 O大國。哪三 O呢？ Overpaid、 Oversexed、 Over-eating：薪酬過高、性慾過度、暴食癡肥。華爾街大亨居於美國式泡沫消費的最前線，他們的揮霍，也像某些中國人說謊一樣，已經成為平常呼吸氧氣一樣之自然。奧巴馬剛上台，華爾街 CEO還以為他會把全國共產，但驚魂喘定，看見這個小黑子總統，畢竟是個銀樣鑞槍頭，像 Tom And Jerry的小鼠，芝士就在眼前，還多放了幾塊，小老鼠謝利又哪怕湯姆黑貓？
對於三 O的美國，金錢已經失去了意義，成為一種幻覺。失業率高攀到百分之十，早已闖過警戒線。美國的製造業又統統輸出，搬到大陸。高調宣布撤出中國的，只有一家 Google，而不是麥當勞和 Levis牛仔褲廠，對於美國失業率回落，沒有多少好處。失業率攀升了，全家領綜援的負擔更重，奧巴馬這一頭剛向華爾街印完銀紙，輸送了現金，那一端又要宣布國民保健大計。如果閣下是花旗銀行的 CEO，在芝加哥大學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這種「理財」是什麼意思？還不趁交通燈從綠色轉單黃色的時候，趕快衝燈加油？
奧巴馬執政一年，出現交通燈訊號凌亂的毛病，一盞單黃燈，長長地亮着，駕車的人不知道該停下來等轉紅燈，還是趁這個漫長的黃金空檔加踩油門。
當然也不能全怪奧巴馬，克林頓的民主黨政府，為了民主黨能長久連任，在任內推行瘋狂的房產免費午餐政策，讓銀行揹上沉重的次按包袱。美國衰退，其他人跟着遭殃。這本來是公式，但這一次有幾個國家逃脫了這一詛咒。除了中國，澳洲就沒有衰退，因為澳洲是自足的農產品國家，即使雪梨和墨爾本有幾家美國銀行，蒙受經濟衰退影響，裁了一百員工，員工回家失業，領着澳洲的救濟金，在家中一面看電視，啃着漢堡包，打開冰箱喝牛奶——漢堡包的牛肉，和冰箱的牛奶，都是澳洲本國的農產品，一來一回，就抵銷了衰退。
英國就沒有這等運氣了。英國的農產品受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拖累，早已衰退而蕭條。偏偏白高敦當財相時，又跟着美國人的泡沫消費。一九九七年，白高敦放寬銀行借貸的管制，自種苦果，金融海嘯，英國要像美國一樣，要納稅人來為借貸過度的銀行填補黑洞。
銀行一旦縱壞了，就像五歲小孩，給他一支裝上子彈的真槍。小孩會把真槍當玩具，砰砰砰，遲早會扳動槍機，這是兒童的本性。銀行每次闖了禍，天上都有餡餅掉下來，不勞而獲，銀行家的本性就是拼命想把手上的現金借出去。
美國有印現鈔的本錢，英國沒有。白高敦只有宣布加稅。英國每年年入十五萬鎊以上者，即刻加稅到五成，連同國民保健，年薪十五萬鎊以上的中產階級，每月薪金到手，自動蒸發了六成多，漸與北歐看齊。如此困局又怎能不叫英國的牛津劍橋畢業精英，一走出校門，眼睛就盯住北京，把中國視為超度亡魂的天堂？
一九七七年，工黨把英國拖入衰退的泥淖，還有一個堅毅的戴卓爾夫人，宣布一上台就會推行革命（這裡說的「革命」是隱喻，不是真的要動手槍、領暴民起義，謹此向一個反智的社會聲明），但今天一心等待上位的金馬倫，又有何妙策？除了看見這位王子的髮型，油亮照人，像一個漂了白的奧巴馬，全球沒有政治家，又豈獨香港一地而已？
壹週刊
2010-02-04
總統奧巴馬向華爾街宣戰，姿態很英雄，標題極搶眼。但這種姿態愈來愈顯出奧巴馬的泡沫化。
怎樣向華爾街宣戰呢？因為華爾街的 CEO在金融海嘯之後毫不悔改，短短一年前，四大汽車廠破產，四大總裁被召往華盛頓，為了顯示「與民同艱」，許多放棄乘頭等機票，改搭汽車，以示與從前奢華揮霍的日子一刀兩斷。
但華爾街 CEO為什麼故態復萌？因為奧巴馬上台後與英國的白高敦一樣，一齊開印鈔機，印了一批新鈔票，像向海地空投救濟品一樣，把現金一綑綑投入華爾街和倫敦的金融城，救濟金融海嘯。
雷曼兄弟、皇家蘇格蘭銀行、萊斯銀行，短短幾個月前還不是有消息說，美國尚有幾百家銀行有債務危機？為什麼一眨眼壞消息通通沉澱，換來的是「金融海嘯已成過去，經濟衰退現曙光」？
香港的股市也逐級回升，二萬八千點又指日可待了。這時奧巴馬又向華爾街「宣戰」了，其中有什麼問題？
奧巴馬上台，推行萬億美元的國民保健大計，錢從何來？此一政策是奧巴馬在競選總統時誇下的海口，如出兵阿富汗一樣，成為「奧巴馬新政」的兩大支柱之一。哪知道在投票前夕，金融海嘯爆發了，奧巴馬犯了董建華一樣的錯誤：八萬五建屋政策，是在香港一九九八年金融風暴前定下的，董建華一早就抱有雄心壯志。金融風暴從泰國開始，橫掃東南亞，傳播到香港，香港樓價自動調整，下挫兩三成。
就在這個時候，董建華領導下的特區政府還搶先拋售政府物業，成為索羅斯的幫兇內應。「八萬五」的口號拍了胸脯，收不回來，於是特區政府與美國的大鱷裡應外合，把香港樓價暴插七成。
只憑這一條，就可以將董建華政府全體治以漢奸罪，但奧巴馬比董建華還傻。香港的老董在闖下彌天大禍之後，終於怕了，像一個打爛了一尊青瓷花瓶的頑劣兒童，把破碎的瓷片藏起來，「八萬五沒有再提，即是不存在」。但奧巴馬呢？在金融海嘯之下，還堅持推出開支龐大的全國保健大計。
不必經濟學家，也看得出危險所在：既然政府剛開印鈔機，現金堆填到債務深重的銀行金融界，還要推出國民保健大計，很簡單的四個字：錢從何來？
奧巴馬沒有想到的，華爾街的 CEO是何等樣人，早就看穿了，金融海嘯，華爾街崩潰，如同美國的亡國。奧巴馬和布殊一樣，沒有 Change，只有開印鈔機一招，無窮無盡的銀紙，對於銀行總裁會滾滾而來，那麼為什麼不恢復派發高額的獎金，揮霍如故？
今天的美國未必是三流國家，但肯定是三 O大國。哪三 O呢？ Overpaid、 Oversexed、 Over-eating：薪酬過高、性慾過度、暴食癡肥。華爾街大亨居於美國式泡沫消費的最前線，他們的揮霍，也像某些中國人說謊一樣，已經成為平常呼吸氧氣一樣之自然。奧巴馬剛上台，華爾街 CEO還以為他會把全國共產，但驚魂喘定，看見這個小黑子總統，畢竟是個銀樣鑞槍頭，像 Tom And Jerry的小鼠，芝士就在眼前，還多放了幾塊，小老鼠謝利又哪怕湯姆黑貓？
對於三 O的美國，金錢已經失去了意義，成為一種幻覺。失業率高攀到百分之十，早已闖過警戒線。美國的製造業又統統輸出，搬到大陸。高調宣布撤出中國的，只有一家 Google，而不是麥當勞和 Levis牛仔褲廠，對於美國失業率回落，沒有多少好處。失業率攀升了，全家領綜援的負擔更重，奧巴馬這一頭剛向華爾街印完銀紙，輸送了現金，那一端又要宣布國民保健大計。如果閣下是花旗銀行的 CEO，在芝加哥大學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這種「理財」是什麼意思？還不趁交通燈從綠色轉單黃色的時候，趕快衝燈加油？
奧巴馬執政一年，出現交通燈訊號凌亂的毛病，一盞單黃燈，長長地亮着，駕車的人不知道該停下來等轉紅燈，還是趁這個漫長的黃金空檔加踩油門。
當然也不能全怪奧巴馬，克林頓的民主黨政府，為了民主黨能長久連任，在任內推行瘋狂的房產免費午餐政策，讓銀行揹上沉重的次按包袱。美國衰退，其他人跟着遭殃。這本來是公式，但這一次有幾個國家逃脫了這一詛咒。除了中國，澳洲就沒有衰退，因為澳洲是自足的農產品國家，即使雪梨和墨爾本有幾家美國銀行，蒙受經濟衰退影響，裁了一百員工，員工回家失業，領着澳洲的救濟金，在家中一面看電視，啃着漢堡包，打開冰箱喝牛奶——漢堡包的牛肉，和冰箱的牛奶，都是澳洲本國的農產品，一來一回，就抵銷了衰退。
英國就沒有這等運氣了。英國的農產品受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拖累，早已衰退而蕭條。偏偏白高敦當財相時，又跟着美國人的泡沫消費。一九九七年，白高敦放寬銀行借貸的管制，自種苦果，金融海嘯，英國要像美國一樣，要納稅人來為借貸過度的銀行填補黑洞。
銀行一旦縱壞了，就像五歲小孩，給他一支裝上子彈的真槍。小孩會把真槍當玩具，砰砰砰，遲早會扳動槍機，這是兒童的本性。銀行每次闖了禍，天上都有餡餅掉下來，不勞而獲，銀行家的本性就是拼命想把手上的現金借出去。
美國有印現鈔的本錢，英國沒有。白高敦只有宣布加稅。英國每年年入十五萬鎊以上者，即刻加稅到五成，連同國民保健，年薪十五萬鎊以上的中產階級，每月薪金到手，自動蒸發了六成多，漸與北歐看齊。如此困局又怎能不叫英國的牛津劍橋畢業精英，一走出校門，眼睛就盯住北京，把中國視為超度亡魂的天堂？
一九七七年，工黨把英國拖入衰退的泥淖，還有一個堅毅的戴卓爾夫人，宣布一上台就會推行革命（這裡說的「革命」是隱喻，不是真的要動手槍、領暴民起義，謹此向一個反智的社會聲明），但今天一心等待上位的金馬倫，又有何妙策？除了看見這位王子的髮型，油亮照人，像一個漂了白的奧巴馬，全球沒有政治家，又豈獨香港一地而已？
Learn the Right Lessons from the To Kwa Wan Tragedy
Mark L. Clifford
Second Opinion 2010-02-04
Next Magazine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wants to use the tragic To Kwa Wan building collapse to grab more power. But the URA and its big projects aren't the solution for Hong Kong's decaying buildings.
It's encouraging to see swift government action in the wake of the deadly To Kwa Wan building collapse. But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Chairman Barry Cheung's use of the crisis to push the URA's misguided agenda needs to be looked at carefully.
The URA is supposed to develop run-down buildings and slum areas. The fact that we still have a serious problem with old buildings is a wake-up call to improve our laws-- and enforce the rules that are already on the books. It shouldn't be an excuse for a big-footed URA to get even bigger.Barry Cheung used the tragedy to warn that other buildings could collapse if swift action wasn't taken and lamented how long it took to push URA projects forward. It's understandable that Cheung wants to use the collapse to grab more power for the URA so that it can literally bulldoze through projects more quickly. But is the URA really in the business of improving Hong Kong's building stock? Or does the URA mostly serve as a back-handed way for developers to grab massive pieces of land that they wouldn't be able to get their hands on otherwise?
If the safety of Hong Kong's poorest is Cheung's concern, why does the URA keep grabbing land in up-and-coming neighborhoods? There is a nasty pattern where the URA seizes large plots of land that no private-sector developer would be able to get on its own in areas that are already primed for revitalization. That's because private developers need 80% of the residents to agree to a redevelopment buyout. The URA just relies on the state's power to confiscate property.The URA, which develops its plans secretly, then teams up with a private developer to do the project. On paper, this looks like a textbook example of a successful public-private project.
But the URA has a dubious record of success. One of its newest projects is the Masterpiece on Hanoi Road in Tsim Sha Tsui. This monstrosity carved up a low-rise neighborhood and built a skyscraper that quadrupled the old floor area. Many of the eyesore's 345 apartments' owners are apparently wealthy mainlanders looking to park some money in Hong Kong. This is what passes for neighborhood revitalization in Hong Kong?
It's hard to see how this is anything other than collusion between big property developers and the government. The developers get the government to do their bidding, helping assemble far larger plots of land than they would be able to do on their own. The redevelopment projects are large enough to make it worthwhile for the likes of Cheung Kong and New World. The government splits the profits, allowing the URA to boast about the cost-effective way it is helping people of Hong Kong.
So why is the URA grabbing land in up-and-coming neighborhoods? It's a lot easier to make money in Central and Wanchai than in genuinely poor neighborhoods. So we have the URA on the verge of destroying the Graham Street market, another bit of Hong Kong heritage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is managing quite well. And it is about to do the same thing in Stanton Street, undoing years of hard work by private owners who have invested their own money in fixing up buildings.
The problem of unsafe buildings is a serious one. The spectacular To Kwa Wan collapse is only the deadliest and most dramatic example of an ongoing problem that we've all known about. But the URA isn't the answer. The answer is to enforce the building regulations we have on the books. And, if we need to, improve legal sanctions.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Carrie Lam says she will introduce an amendment to the Buildings Ordinance to require inspection of older buildings. That legislation is long overdue.
Let's have one set of rules for everyone. Let's enforce them. Let's break the habit of thinking that the government- or the URA- can settle everything in sweetheart deals with big developers. Let's get the government out of the redevelopment business.
Mark L. Clifford has lived in Hong Kong since 1992.
Second Opinion 2010-02-04
Next Magazine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wants to use the tragic To Kwa Wan building collapse to grab more power. But the URA and its big projects aren't the solution for Hong Kong's decaying buildings.
It's encouraging to see swift government action in the wake of the deadly To Kwa Wan building collapse. But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Chairman Barry Cheung's use of the crisis to push the URA's misguided agenda needs to be looked at carefully.
The URA is supposed to develop run-down buildings and slum areas. The fact that we still have a serious problem with old buildings is a wake-up call to improve our laws-- and enforce the rules that are already on the books. It shouldn't be an excuse for a big-footed URA to get even bigger.Barry Cheung used the tragedy to warn that other buildings could collapse if swift action wasn't taken and lamented how long it took to push URA projects forward. It's understandable that Cheung wants to use the collapse to grab more power for the URA so that it can literally bulldoze through projects more quickly. But is the URA really in the business of improving Hong Kong's building stock? Or does the URA mostly serve as a back-handed way for developers to grab massive pieces of land that they wouldn't be able to get their hands on otherwise?
If the safety of Hong Kong's poorest is Cheung's concern, why does the URA keep grabbing land in up-and-coming neighborhoods? There is a nasty pattern where the URA seizes large plots of land that no private-sector developer would be able to get on its own in areas that are already primed for revitalization. That's because private developers need 80% of the residents to agree to a redevelopment buyout. The URA just relies on the state's power to confiscate property.The URA, which develops its plans secretly, then teams up with a private developer to do the project. On paper, this looks like a textbook example of a successful public-private project.
But the URA has a dubious record of success. One of its newest projects is the Masterpiece on Hanoi Road in Tsim Sha Tsui. This monstrosity carved up a low-rise neighborhood and built a skyscraper that quadrupled the old floor area. Many of the eyesore's 345 apartments' owners are apparently wealthy mainlanders looking to park some money in Hong Kong. This is what passes for neighborhood revitalization in Hong Kong?
It's hard to see how this is anything other than collusion between big property developers and the government. The developers get the government to do their bidding, helping assemble far larger plots of land than they would be able to do on their own. The redevelopment projects are large enough to make it worthwhile for the likes of Cheung Kong and New World. The government splits the profits, allowing the URA to boast about the cost-effective way it is helping people of Hong Kong.
So why is the URA grabbing land in up-and-coming neighborhoods? It's a lot easier to make money in Central and Wanchai than in genuinely poor neighborhoods. So we have the URA on the verge of destroying the Graham Street market, another bit of Hong Kong heritage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is managing quite well. And it is about to do the same thing in Stanton Street, undoing years of hard work by private owners who have invested their own money in fixing up buildings.
The problem of unsafe buildings is a serious one. The spectacular To Kwa Wan collapse is only the deadliest and most dramatic example of an ongoing problem that we've all known about. But the URA isn't the answer. The answer is to enforce the building regulations we have on the books. And, if we need to, improve legal sanctions.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Carrie Lam says she will introduce an amendment to the Buildings Ordinance to require inspection of older buildings. That legislation is long overdue.
Let's have one set of rules for everyone. Let's enforce them. Let's break the habit of thinking that the government- or the URA- can settle everything in sweetheart deals with big developers. Let's get the government out of the redevelopment business.
Mark L. Clifford has lived in Hong Kong since 1992.
2010年2月3日 星期三
再曝三聚氰胺醜聞，北京掀起全國緊急清查運動
from AsiaNews
中央派出八個督查組分赴十六個省份督促嚴查各類食品違法案件、徹查並銷毀有毒乳製品及奶粉。五省多家企業倉庫私藏有毒奶粉，準備伺機重新投放市場。目前，尚未通報死亡或者新的中毒案例
北京（亞洲新聞/通訊社）—中國再曝三聚氰胺醜聞。中央政府掀起全國性緊急食品安全整頓風暴，派出八個督查組分赴各地展開十天的嚴查運動。二OO八年，中國多個乳製品，特別是嬰幼兒奶粉品牌暴出摻雜工業用有毒化學物質三聚氰胺醜聞，導致三十多萬名腎結石寶寶、六名嬰兒不幸中毒死亡。但是，個別企業無視全國食品安全法規的要求，沒有銷毀有毒產品和原料，並伺機再度投放市場。目前，尚無新病例的報導。
據新華社報導，已有三種毒奶粉流入陝西省、山東省、遼寧省、河北省和上海市場。個別案例中，居然有地方當局隱瞞掩蓋事實長達八個月之久的情況。
中國政府全國食品安全整頓工作辦公室主任、衛生部部長陳竺立下軍令狀，要確保所有有毒產品從市場下架。並將加強監督和檢查：一旦發現生產產家使用有毒原料將立即封門。新華社報導，“在整頓高壓態勢下，仍有個別企業和個人置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於不顧，利慾薰心、頂風作案”。但政府保證，將竭盡全力避免出現新的中毒或者死亡事件。
毒奶粉再現市場，主要是因為市場上的奶粉供不應求。個別利慾薰心的企業和個人私藏有毒產品，等風聲過後再投放市場。今天，二十一人因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受審，兩人甚至被判處死刑。但是，政府的鐵腕政策並沒有嚇倒唯利是圖的商人，最終不得不在全國上演這次緊急清查行動。
三聚氰胺可以給人的腎臟造成致命打擊，出現腎功能不全直至衰竭。二OO八年，三十多萬名腎結石寶寶、六名嬰兒不幸中毒死亡。再次暴出醜聞後，政府承諾給予治療、為受害者討回公道。但時至今日，那些膽敢抗議的人不是被捕就是被打。其中，還包括了人權活躍分子趙連海，他因幫助受害嬰兒家長上訪而被捕。
中央派出八個督查組分赴十六個省份督促嚴查各類食品違法案件、徹查並銷毀有毒乳製品及奶粉。五省多家企業倉庫私藏有毒奶粉，準備伺機重新投放市場。目前，尚未通報死亡或者新的中毒案例
北京（亞洲新聞/通訊社）—中國再曝三聚氰胺醜聞。中央政府掀起全國性緊急食品安全整頓風暴，派出八個督查組分赴各地展開十天的嚴查運動。二OO八年，中國多個乳製品，特別是嬰幼兒奶粉品牌暴出摻雜工業用有毒化學物質三聚氰胺醜聞，導致三十多萬名腎結石寶寶、六名嬰兒不幸中毒死亡。但是，個別企業無視全國食品安全法規的要求，沒有銷毀有毒產品和原料，並伺機再度投放市場。目前，尚無新病例的報導。
據新華社報導，已有三種毒奶粉流入陝西省、山東省、遼寧省、河北省和上海市場。個別案例中，居然有地方當局隱瞞掩蓋事實長達八個月之久的情況。
中國政府全國食品安全整頓工作辦公室主任、衛生部部長陳竺立下軍令狀，要確保所有有毒產品從市場下架。並將加強監督和檢查：一旦發現生產產家使用有毒原料將立即封門。新華社報導，“在整頓高壓態勢下，仍有個別企業和個人置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於不顧，利慾薰心、頂風作案”。但政府保證，將竭盡全力避免出現新的中毒或者死亡事件。
毒奶粉再現市場，主要是因為市場上的奶粉供不應求。個別利慾薰心的企業和個人私藏有毒產品，等風聲過後再投放市場。今天，二十一人因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受審，兩人甚至被判處死刑。但是，政府的鐵腕政策並沒有嚇倒唯利是圖的商人，最終不得不在全國上演這次緊急清查行動。
三聚氰胺可以給人的腎臟造成致命打擊，出現腎功能不全直至衰竭。二OO八年，三十多萬名腎結石寶寶、六名嬰兒不幸中毒死亡。再次暴出醜聞後，政府承諾給予治療、為受害者討回公道。但時至今日，那些膽敢抗議的人不是被捕就是被打。其中，還包括了人權活躍分子趙連海，他因幫助受害嬰兒家長上訪而被捕。
2010年2月2日 星期二
周日話題﹕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
沈旭輝
【明報專訊】呂大樂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長輩，也是牛津大學的師兄，無論是學術還是道德水平，都是香港學界頂尖人選，我們尊之為呂老。但呂老近一年來的文章，讓不少身邊的青年學者、學生、朋友感到鬱悶，這主要還不是立場問題，背後其實是上一代學者忽略新興社會科學方法論，只使用陳年研究框架的根本問題。
呂老發表《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後，一些學術和媒體朋友說反正我將到美國短期訪問而暫不會遇見他，要我從純方法論角度回應，因為我們有責任讓大眾明白學術新思維，以免社會繼續以被淘汰的研究框架閱讀明天。其實呂老的同輩曾不斷跟我說，他們出道時，最喜歡以更上一代的劉兆佳教授為學術稻草人，否則社會不會進步，我深信謙謙君子的他不會介懷理性討論。
作為呂老筆下的第四代，我嘗試從上文歸納五點，帶出五個其實不算新的理論，說明兩代學者做學問的分別。政府忽然關注青年議題，固然很好，但假如繼續以舊思維、舊框條、舊人物閱讀新世界，只延攬更多上一代學者當幕僚，或安排上一代思維持有者化妝易容，是不可能明白問題所在的。
1．建構主義﹕不存在「衝擊Vs被衝擊」
呂老說，「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在八十年代，這樣說是勉強可以的，但自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被Alexander Wendt等學者普及，學界基本上已認同了「規範建構」本身是每一刻都在改變的概念，也就是推翻了從前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說的規範靜止不變。建構主義者認為，結構主義強調的僵硬物質結構和「工具理性」，無法解釋冷戰結束及其後一系列變化，這些變化都帶濃厚的「價值理性」成分，所以社會現實是由不同個體和群體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只要我們對自身和外界認知發生變化，社會現實也會隨之變化。呂老論點停留在典型的靜態結構理論，然而在近月香港社會運動中，從來沒有人要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只是有人要建構新規範與秩序，而每一代人都在建構自己的規範倫理，從而希望「保障到另一方」，今天呂老接受的規範，就不是呂老上代人接受的規範。「衝擊Vs被衝擊」這個二元對立，早已過時二十年。
2．民主中介論﹕不存在「議會民主Vs直接民主」
呂老說，「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這句話在八十年代也是主流，當時既沒有什麼建構主義，也沒有發展多元的民主化理論。社會大眾不一定認同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等左翼學者那些通過抗爭爭取民主的基進理論，但也應參考近二十年大行其道的「民主中介論」，對此Richard Gunther、Jos Ramn Montero和Hans-Jrgen Puhle 合編的Democracy, Intermediation and Voting on Four Continents值得一讀。
根據這理論，就是進行議會民主的國家，也已「接受一套新的民主程序、規範約束」，這套程序和規範就是「民主政治中介體」（Democratic Political Intermediation）的出現，這些中介除了大家熟悉的媒體，還有政黨、公民社會、網絡動員等「次生組織」，和以個人關係為主的「原生社交網絡」。上述研究涵蓋了主要洲份的民主經驗，驗證了當代議會民主何以必須經過中介體修正其程序和規範這定律；月前青年運動的動員模式，不過代表新興中介體之一。「議會Vs直接民主」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3．虛擬公共空間﹕不存在「媒體報道Vs事實真相」
呂老說，「現實世界很殘酷，只要新聞鏡頭所見的情並非虛構，社會便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而從他談及「所謂八十後或自發網民的一番熱誠與理想」的思路可見，在他眼中，「新聞鏡頭」和足以動員「自發網民」的互聯網是同級別的傳訊工具，由於他相信大眾媒體威力，自然不相信自發網民步向主流。上述理論放在八十年代又是真理，但當互聯網出現，Henry Jenkins等西方社科學者早集中研究新媒體產生的新公民身分、公共空間、新民主和新社群，但香港學者除了勸說要讓世代對話取代對抗（這裏的世代又是靜止概念），就鮮有深化討論。
究竟什麼是政治社會理論的互聯網公共空間？這裏我引一段Roundtable刊物《META》總編輯八十後李祖喬的分析﹕「互聯網不是一種科技，而是整套消費知識和建立價值的模式。互聯網幫助我們認清許多從前種下的刻板印象，而不是停留在電視畫面和報章頭條的sound-bite。我們認清許多自稱代表「中央」的人，跟我們在互聯網上認識的『中國』彷彿是兩碼子事；許多自稱代表『香港』的人，根本就只是坐在小小的辦公室，遠眺維港，卻自以為掌握小民生活。『八十後』一出生，便是在這樣的環境認識世界。」換句話說，就是「新聞鏡頭所見的情並非虛構」，互聯網影響下成長的社會並不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恰恰相反，由於互聯網不止是傳訊工具，也是產生新規範的有機體，八十後對新聞鏡頭先天抗拒，而總有一天，他們會成為社會主流。「媒體報道Vs事實真相」這個二元對立，同樣過時二十年。
4．後現代論述分析﹕不存在「激進Vs保守」
呂老說，「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這句話在剛度過文革、Hippies時代的八十年代會有相當共鳴，當時習慣了以「激進」和「保守」相抗，但自從後現代主義衍生的「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論興起，一切又已改變。「論述分析」通過文本解讀分析表面文字以外的分布和含義，西方已生產出不同電腦程序予研究員使用，我常推薦Christopher Hughes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文本分析，他發現內地網民強烈愛國的背後，不少文字隱藏對政權的質疑，那也是我從前博士論文的方法論之一。
對支持反高鐵的「廉價掌聲」作文本分析，我們輕易發現嘉許其「過激行動」的極少，質疑中港融合的也不多，主要都是對可持續發展、保育等概念持肯定觀點的人。假如不作研究，單觀看新聞畫面，根據呂老的邏輯，同樣可以得出「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其實是在支持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和曾蔭權的進步發展觀的同路人」這樣相反的結論。以簡單形象推論「激進Vs保守」這個二元對立，亦過時二十年。
5．細胞組織理論﹕不存在「責任組織Vs不負責組織」
呂老說，「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在列寧式政黨還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這樣說沒人多少人質疑，但在組織模式經過重重革命的全球化時代，前論彷彿古聲。筆者由於研究恐怖主義，閱讀了不少細胞組織理論，無論理論怎麼說，關鍵是今天的「大會」已被社會賦予新角色﹕哪怕那「大會」是拉登的蓋達，也只是負責建構鬆散的共同價值和身分認同，而不會、也沒有能力控制他號召出來的人；弔詭地，正因為這些成員有如此高的自主性，「大會」的行動看來才這麼成功。九一一後的蓋達十年迷思，核實了上述模型的成效，這是我設計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時堅持要放進大綱的內容。
要是我們不認為這模式與香港具可比性，還可參考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選舉工程。Facebook創辦人之一的Chris Hughes（與上述提及的學者Christopher Hughes不是同一人）是奧巴馬好友，協助其網絡競選，策略之一是決定開放其官方網站，讓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奧巴馬網站》自行舉辦活動，這在希拉里和麥凱恩的網站上是不允許的，因為後者的競選經理都是老一代人，相信「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一類老觀念。奧巴馬的成功，印證了「責任組織Vs不負責組織」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說到組織，Roundtable數字上說可以說有數千會員，但使用的也只能是上述模式而已，而事實上，呂老主持的新力量網絡雖是以十數人為班子的傳統網絡，還不是使用同一模式為其前任主席史泰祖伙拍葉劉淑儀競選，成了組織內的「百分之二」，對此呂老也是不能預防的，似乎他也沒有「基本上認同這種行動」。起碼在當時。《四代香港人》激起社會廣泛討論，這是難得香港學者發揮應有功用的契機。可惜呂老作為第二代學者，使用第二代方法論撰寫評論第四代的文章，導致結論充滿不必要的二元對立思維，才令社會引起一些誤會。
第四代可不是這樣的。不久前，Roundtable和中聯辦合作組織了一個國家行政學院的培訓課程，作為團長的我觀察所及，不少學員在課程中提問極盡尖銳，回港繼續參與社會運動，在他們的觀念，中港融合、參與社會、支持或反對政府一類問題從不是零和遊戲，沒有根本衝突，支持政改方案的不一定支持高鐵，支持五區總辭的不一定反對高鐵。當中聯辦也有這樣的胸襟，上一代學者隨手捻來的舊框架卻得出二元結論，教人感慨。我們都是《四代香港人》忠實讀者，知道呂老一度表示「作者已死」，謝絕相關論壇和公眾論述，感到十分可惜，也十分悲壯；近月喜見作者復活，名正言順以「四代香港人作者」身分評論第四代，有報道說還被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研究第四代，身旁那些接受新學術訓練而在當漂流講師、非高級導師、副學士老師、研究助理等恆河沙數的第四代學人，卻未免百感交集。
我們讀書時，入門課教導我們說社會科學有若干基本研究範式，例如制度、性別、個人理性、行為規範、價值規範、論述等；《四代香港人》通過制度範式解釋世代論，作者最後卻以價值範式評論下一代，這樣的轉折，作為後輩的我不願說長者屈機，只能說，感到略不自在。忽然，想起《走向共和》的李鴻章和梁啟超有這樣的對話﹕時為八國聯軍入京後，梁啟超對李鴻章說，你有上中下三策可選擇，上乃改弦易轍，中乃劃江自保，下乃奉詔救駕，其實是在試探他思維的新與舊。李鴻章睿智又無奈地說，「一輩人一輩事，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還是得上京?
【明報專訊】呂大樂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長輩，也是牛津大學的師兄，無論是學術還是道德水平，都是香港學界頂尖人選，我們尊之為呂老。但呂老近一年來的文章，讓不少身邊的青年學者、學生、朋友感到鬱悶，這主要還不是立場問題，背後其實是上一代學者忽略新興社會科學方法論，只使用陳年研究框架的根本問題。
呂老發表《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後，一些學術和媒體朋友說反正我將到美國短期訪問而暫不會遇見他，要我從純方法論角度回應，因為我們有責任讓大眾明白學術新思維，以免社會繼續以被淘汰的研究框架閱讀明天。其實呂老的同輩曾不斷跟我說，他們出道時，最喜歡以更上一代的劉兆佳教授為學術稻草人，否則社會不會進步，我深信謙謙君子的他不會介懷理性討論。
作為呂老筆下的第四代，我嘗試從上文歸納五點，帶出五個其實不算新的理論，說明兩代學者做學問的分別。政府忽然關注青年議題，固然很好，但假如繼續以舊思維、舊框條、舊人物閱讀新世界，只延攬更多上一代學者當幕僚，或安排上一代思維持有者化妝易容，是不可能明白問題所在的。
1．建構主義﹕不存在「衝擊Vs被衝擊」
呂老說，「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在八十年代，這樣說是勉強可以的，但自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被Alexander Wendt等學者普及，學界基本上已認同了「規範建構」本身是每一刻都在改變的概念，也就是推翻了從前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說的規範靜止不變。建構主義者認為，結構主義強調的僵硬物質結構和「工具理性」，無法解釋冷戰結束及其後一系列變化，這些變化都帶濃厚的「價值理性」成分，所以社會現實是由不同個體和群體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只要我們對自身和外界認知發生變化，社會現實也會隨之變化。呂老論點停留在典型的靜態結構理論，然而在近月香港社會運動中，從來沒有人要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只是有人要建構新規範與秩序，而每一代人都在建構自己的規範倫理，從而希望「保障到另一方」，今天呂老接受的規範，就不是呂老上代人接受的規範。「衝擊Vs被衝擊」這個二元對立，早已過時二十年。
2．民主中介論﹕不存在「議會民主Vs直接民主」
呂老說，「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這句話在八十年代也是主流，當時既沒有什麼建構主義，也沒有發展多元的民主化理論。社會大眾不一定認同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等左翼學者那些通過抗爭爭取民主的基進理論，但也應參考近二十年大行其道的「民主中介論」，對此Richard Gunther、Jos Ramn Montero和Hans-Jrgen Puhle 合編的Democracy, Intermediation and Voting on Four Continents值得一讀。
根據這理論，就是進行議會民主的國家，也已「接受一套新的民主程序、規範約束」，這套程序和規範就是「民主政治中介體」（Democratic Political Intermediation）的出現，這些中介除了大家熟悉的媒體，還有政黨、公民社會、網絡動員等「次生組織」，和以個人關係為主的「原生社交網絡」。上述研究涵蓋了主要洲份的民主經驗，驗證了當代議會民主何以必須經過中介體修正其程序和規範這定律；月前青年運動的動員模式，不過代表新興中介體之一。「議會Vs直接民主」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3．虛擬公共空間﹕不存在「媒體報道Vs事實真相」
呂老說，「現實世界很殘酷，只要新聞鏡頭所見的情並非虛構，社會便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而從他談及「所謂八十後或自發網民的一番熱誠與理想」的思路可見，在他眼中，「新聞鏡頭」和足以動員「自發網民」的互聯網是同級別的傳訊工具，由於他相信大眾媒體威力，自然不相信自發網民步向主流。上述理論放在八十年代又是真理，但當互聯網出現，Henry Jenkins等西方社科學者早集中研究新媒體產生的新公民身分、公共空間、新民主和新社群，但香港學者除了勸說要讓世代對話取代對抗（這裏的世代又是靜止概念），就鮮有深化討論。
究竟什麼是政治社會理論的互聯網公共空間？這裏我引一段Roundtable刊物《META》總編輯八十後李祖喬的分析﹕「互聯網不是一種科技，而是整套消費知識和建立價值的模式。互聯網幫助我們認清許多從前種下的刻板印象，而不是停留在電視畫面和報章頭條的sound-bite。我們認清許多自稱代表「中央」的人，跟我們在互聯網上認識的『中國』彷彿是兩碼子事；許多自稱代表『香港』的人，根本就只是坐在小小的辦公室，遠眺維港，卻自以為掌握小民生活。『八十後』一出生，便是在這樣的環境認識世界。」換句話說，就是「新聞鏡頭所見的情並非虛構」，互聯網影響下成長的社會並不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恰恰相反，由於互聯網不止是傳訊工具，也是產生新規範的有機體，八十後對新聞鏡頭先天抗拒，而總有一天，他們會成為社會主流。「媒體報道Vs事實真相」這個二元對立，同樣過時二十年。
4．後現代論述分析﹕不存在「激進Vs保守」
呂老說，「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這句話在剛度過文革、Hippies時代的八十年代會有相當共鳴，當時習慣了以「激進」和「保守」相抗，但自從後現代主義衍生的「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論興起，一切又已改變。「論述分析」通過文本解讀分析表面文字以外的分布和含義，西方已生產出不同電腦程序予研究員使用，我常推薦Christopher Hughes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文本分析，他發現內地網民強烈愛國的背後，不少文字隱藏對政權的質疑，那也是我從前博士論文的方法論之一。
對支持反高鐵的「廉價掌聲」作文本分析，我們輕易發現嘉許其「過激行動」的極少，質疑中港融合的也不多，主要都是對可持續發展、保育等概念持肯定觀點的人。假如不作研究，單觀看新聞畫面，根據呂老的邏輯，同樣可以得出「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其實是在支持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和曾蔭權的進步發展觀的同路人」這樣相反的結論。以簡單形象推論「激進Vs保守」這個二元對立，亦過時二十年。
5．細胞組織理論﹕不存在「責任組織Vs不負責組織」
呂老說，「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在列寧式政黨還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這樣說沒人多少人質疑，但在組織模式經過重重革命的全球化時代，前論彷彿古聲。筆者由於研究恐怖主義，閱讀了不少細胞組織理論，無論理論怎麼說，關鍵是今天的「大會」已被社會賦予新角色﹕哪怕那「大會」是拉登的蓋達，也只是負責建構鬆散的共同價值和身分認同，而不會、也沒有能力控制他號召出來的人；弔詭地，正因為這些成員有如此高的自主性，「大會」的行動看來才這麼成功。九一一後的蓋達十年迷思，核實了上述模型的成效，這是我設計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時堅持要放進大綱的內容。
要是我們不認為這模式與香港具可比性，還可參考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選舉工程。Facebook創辦人之一的Chris Hughes（與上述提及的學者Christopher Hughes不是同一人）是奧巴馬好友，協助其網絡競選，策略之一是決定開放其官方網站，讓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奧巴馬網站》自行舉辦活動，這在希拉里和麥凱恩的網站上是不允許的，因為後者的競選經理都是老一代人，相信「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一類老觀念。奧巴馬的成功，印證了「責任組織Vs不負責組織」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說到組織，Roundtable數字上說可以說有數千會員，但使用的也只能是上述模式而已，而事實上，呂老主持的新力量網絡雖是以十數人為班子的傳統網絡，還不是使用同一模式為其前任主席史泰祖伙拍葉劉淑儀競選，成了組織內的「百分之二」，對此呂老也是不能預防的，似乎他也沒有「基本上認同這種行動」。起碼在當時。《四代香港人》激起社會廣泛討論，這是難得香港學者發揮應有功用的契機。可惜呂老作為第二代學者，使用第二代方法論撰寫評論第四代的文章，導致結論充滿不必要的二元對立思維，才令社會引起一些誤會。
第四代可不是這樣的。不久前，Roundtable和中聯辦合作組織了一個國家行政學院的培訓課程，作為團長的我觀察所及，不少學員在課程中提問極盡尖銳，回港繼續參與社會運動，在他們的觀念，中港融合、參與社會、支持或反對政府一類問題從不是零和遊戲，沒有根本衝突，支持政改方案的不一定支持高鐵，支持五區總辭的不一定反對高鐵。當中聯辦也有這樣的胸襟，上一代學者隨手捻來的舊框架卻得出二元結論，教人感慨。我們都是《四代香港人》忠實讀者，知道呂老一度表示「作者已死」，謝絕相關論壇和公眾論述，感到十分可惜，也十分悲壯；近月喜見作者復活，名正言順以「四代香港人作者」身分評論第四代，有報道說還被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研究第四代，身旁那些接受新學術訓練而在當漂流講師、非高級導師、副學士老師、研究助理等恆河沙數的第四代學人，卻未免百感交集。
我們讀書時，入門課教導我們說社會科學有若干基本研究範式，例如制度、性別、個人理性、行為規範、價值規範、論述等；《四代香港人》通過制度範式解釋世代論，作者最後卻以價值範式評論下一代，這樣的轉折，作為後輩的我不願說長者屈機，只能說，感到略不自在。忽然，想起《走向共和》的李鴻章和梁啟超有這樣的對話﹕時為八國聯軍入京後，梁啟超對李鴻章說，你有上中下三策可選擇，上乃改弦易轍，中乃劃江自保，下乃奉詔救駕，其實是在試探他思維的新與舊。李鴻章睿智又無奈地說，「一輩人一輩事，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還是得上京?
2010年1月28日 星期四
香港政府又一德政: 翻版菜園村 明益地產商
from next magazine
2010-01-28
正當高鐵被評地產項目，硬毀菜園村只為服侍富豪，那邊廂政府悄悄在新界北炮製「翻版菜園村」，不但剷平逾十條鄉村，甚至容許地產發展商踩入高生態價值的保育濕地。本身是觀鳥發燒友的前天文台長林超英，早前在網誌上炮轟政府受「有勢力人士」脅迫，開放塱原濕地，雖然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直斥林超英「荒謬」，但本刊發現，「有勢力人士」豈止倒泥霸地的新界土豪；剛公布的新界北新市鎮計劃，竟「巧合地」將長實、新世界和恒基等大地產商早年買落的呎價數元的「農地」和「科學價值」保育地，劃成「低密度住宅」，發展商毋須補地價便可建豪宅，賺數百倍利潤。
「香港人辛苦努力保下來的塱原高生態價值地區，竟然再有『有勢力人士』計劃以『發展』入 侵，並且靜悄悄地成功迫使政府部門把塱原規劃成一種以前從未有過但帶着『綜合發展』四個字的地區 ……」前天文台長林超英早前在網誌上講這番話，是針對規劃署去年十一月推出的「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諮詢。諮詢文件中提到新界東北（塱原、粉嶺及打鼓嶺一帶）將發展成新市鎮，容納十三萬人居住，第二階段諮詢剛完成，還會再作三個階段的諮詢後才落實，但未有時間表。
一晚填平你塊田
「我覺得林超英好有正義感，講其他人唔敢講嘅嘢。」前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簡炳墀說。居住在塱原附近河上鄉四十多年的侯太樂申訴，受「有勢力人士」欺侮：「阿媽噚晚種菜，第二朝返嚟竟然已經俾人填平咗塊地！」侯說，母親數十年來在河上鄉耕種，養大九兄弟姊妹，但在去年七月，侯老太的農田一夜間被人填平。他們一家雖又報警，又向多個政府部門投訴，但不得要領。
簡炳墀指沒村長首肯，外人無法入村倒泥：「有人倒泥頭，警察同區議會都干涉唔到，得村長可以話事。有外人走入去亂咁倒泥，如果事前冇村長批准，實俾鄉下人打死！」「村長同阿媽講幾次，叫我阿媽賣塊地俾佢發展，阿媽唔肯，估唔到搞成咁！」侯太樂口中的村長，是他同村兄弟侯志強。本刊翻查地契，北區區議會副主席侯志強與其他人士早在五年前以五百一十萬元購入了附近地皮，近日已建兩幢村屋，另外亦有數間村屋已獲批興建。侯太樂母親的農地，就在那堆村屋中間，阻礙發展。侯太樂指，自從他公開了事件，多次被人恐嚇，為保家人安全，他在全屋周圍裝上攝錄機。侯志強否認是堆泥主腦。侯志強雖為新界五大族侯氏後人，但族中輩份低，據悉他早年跟江湖中人張栢芝父親鬍鬚勇稔熟，又曾從事「白牌車」生意，接載乘客穿梭來往深圳。
侯在上水一直以簡炳墀馬首是瞻，○三年，簡落敗上水鄉事委員會選舉，退出政壇，侯志強於是自立門戶。○七年，侯終贏得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一職，自動成為北區區議員。自此，他逐漸疏遠簡炳墀，表面仍恭維。侯從政經驗極淺，但野心勃勃，他進身北區區議會後，不顧其他鄉事派反對，私下靠攏民建聯蘇西智，最終蘇、侯分別任區議會正、副主席。後台強硬的侯志強向來視政府如無物，他有部分業權的塱原濕地農莊，去年九月被指非法經營，規劃署更限令終止這個違例發展。不過，侯表明無意停辦，反指政府欺壓原居民，阻礙原居民的土地發展。
長實農地 升值百倍
除了土豪磨拳擦掌，大發展商更一早進駐新界北。早在九三年，長實當大股東的 Hilder Company Limited，以四百六十多萬購入塱原一大片農地，由於該地一直被劃為農地，不易更改用途；加上○三年，塱原濕地的生態價值因受社會關注，被列為「十二幅須優先加強保育的地點」，這幅地難有作為。事隔八年，政府去年推出了「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諮詢，不但將塱原「開放發展」，更巧合地將長實的「農地」規劃成「住宅發展用地」；換言之，長實毋須申請改變土地用途，呎價百元的荒地，便變成呎價萬元的上水豪宅（毗鄰的 St. Andrews Place便呎價一萬）。有環保團體見到有關規劃大綱時，曾約見規劃署，官員亦坦言無可奈何，吐出一句︰「無辦法，呢個係現實，所有嘢都可以妥協！」居住在附近古洞北的村代表藍少虎直指，今次是菜園村翻版，「根本係官商勾結嘅項目，點解發展商手中嘅地將來全部變晒住宅用地，根本就係為發展商度身訂造！」
一晚填平你塊田
「我覺得林超英好有正義感，講其他人唔敢講嘅嘢。」前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簡炳墀說。居住在塱原附近河上鄉四十多年的侯太樂申訴，受「有勢力人士」欺侮：「阿媽噚晚種菜，第二朝返嚟竟然已經俾人填平咗塊地！」侯說，母親數十年來在河上鄉耕種，養大九兄弟姊妹，但在去年七月，侯老太的農田一夜間被人填平。他們一家雖又報警，又向多個政府部門投訴，但不得要領。
簡炳墀指沒村長首肯，外人無法入村倒泥：「有人倒泥頭，警察同區議會都干涉唔到，得村長可以話事。有外人走入去亂咁倒泥，如果事前冇村長批准，實俾鄉下人打死！」「村長同阿媽講幾次，叫我阿媽賣塊地俾佢發展，阿媽唔肯，估唔到搞成咁！」侯太樂口中的村長，是他同村兄弟侯志強。本刊翻查地契，北區區議會副主席侯志強與其他人士早在五年前以五百一十萬元購入了附近地皮，近日已建兩幢村屋，另外亦有數間村屋已獲批興建。侯太樂母親的農地，就在那堆村屋中間，阻礙發展。侯太樂指，自從他公開了事件，多次被人恐嚇，為保家人安全，他在全屋周圍裝上攝錄機。侯志強否認是堆泥主腦。侯志強雖為新界五大族侯氏後人，但族中輩份低，據悉他早年跟江湖中人張栢芝父親鬍鬚勇稔熟，又曾從事「白牌車」生意，接載乘客穿梭來往深圳。
侯在上水一直以簡炳墀馬首是瞻，○三年，簡落敗上水鄉事委員會選舉，退出政壇，侯志強於是自立門戶。○七年，侯終贏得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一職，自動成為北區區議員。自此，他逐漸疏遠簡炳墀，表面仍恭維。侯從政經驗極淺，但野心勃勃，他進身北區區議會後，不顧其他鄉事派反對，私下靠攏民建聯蘇西智，最終蘇、侯分別任區議會正、副主席。後台強硬的侯志強向來視政府如無物，他有部分業權的塱原濕地農莊，去年九月被指非法經營，規劃署更限令終止這個違例發展。不過，侯表明無意停辦，反指政府欺壓原居民，阻礙原居民的土地發展。
長實農地 升值百倍
除了土豪磨拳擦掌，大發展商更一早進駐新界北。早在九三年，長實當大股東的 Hilder Company Limited，以四百六十多萬購入塱原一大片農地，由於該地一直被劃為農地，不易更改用途；加上○三年，塱原濕地的生態價值因受社會關注，被列為「十二幅須優先加強保育的地點」，這幅地難有作為。事隔八年，政府去年推出了「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諮詢，不但將塱原「開放發展」，更巧合地將長實的「農地」規劃成「住宅發展用地」；換言之，長實毋須申請改變土地用途，呎價百元的荒地，便變成呎價萬元的上水豪宅（毗鄰的 St. Andrews Place便呎價一萬）。
有環保團體見到有關規劃大綱時，曾約見規劃署，官員亦坦言無可奈何，吐出一句︰「無辦法，呢個係現實，所有嘢都可以妥協！」居住在附近古洞北的村代表藍少虎直指，今次是菜園村翻版，「根本係官商勾結嘅項目，點解發展商手中嘅地將來全部變晒住宅用地，根本就係為發展商度身訂造！」
恒基 新世界 分杯羹
新界東北的發展規劃，除益了長實，也益了在粉嶺北插旗的恒基和新世界。「恒基一早幾乎收晒成條村嘅地，呢啲係農地，第時就變成住宅發展！」馬屎埔村村民關漢貴指，數年前，當新界東北發展的計劃曝光時，恒基便開始在馬屎埔村積極收購，至今，幾乎整條村都已經被恒基收購。「而家仲有啲小業主唔肯賣俾恒基，恒基收唔到嘅地，政府就規劃成公園用途。你話如果唔係官商勾結，點會有咁啱！」關漢貴越說越氣憤。與馬屎埔毗鄰的石湖新村，就有新世界早早插旗。
「前兩年已經見佢哋打樁，我哋睇規劃圖，知道係起三層高村屋。奇怪在，三層高竟然打樁百米咁深？！」住在地盤旁的石湖新村村民林玉君指，當年地盤打樁時，他所住的寮屋震得不能居住，牆身出現裂痕，窗戶震碎。據聞，新世界先後多次向城規會申請，把三層高的樓宇加高成廿多層，不過申請被拒。怎料現在規劃大綱竟准新世界建高密度住宅。林玉君說，若規劃落實，新世界必定第一時間將這批只得外殼的村屋剷平，然後興建高樓大廈。
粉嶺北這幅農地，當年收購價不過十元一呎，他日若果起好樓，賣出去，一呎起碼四千。對於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被評為官商勾結的地產項目，規劃署發言人回應時強調，初步發展大綱圖上各個土地用途的建議是平衡過多項不同規劃因素的結果，屬規劃及工程研究的專業決定，絕無遷就任何人士擁有的土地。觀鳥會主席張浩輝指，塱原一帶幾乎是本港最後的保育地，若果容許發展建屋，勢必破壞本來的天然環境，趕走原本在內棲息的雀鳥。
在反高鐵一役中聲名大噪的公共專業聯盟主席黎廣德直指，這個規劃猶如高鐵翻版，他指自從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在○三年成立後，任何涉及發展的諮詢都應該有五階段的諮詢模式，亦應該有不同方案可供市民選擇，但今次的規劃卻違反一貫程序，政府不但沒有做好社會影響評估，只一味向錢看，隨時變成繼菜園村後另一個戰場！
列入保育地段 村民發難
有村民拒絕發展，也有村民因地劃入「保育地段」，不容任何發展，發達大計成空。上週，一班村民在通往塱原濕地的入口，掛上橫額，寫着「私人土地嚴禁進入及拍攝」，更大大字列明「違者格殺勿論」。上水鄉事委員會總務侯慶全直言，規劃中，政府將部分塱原地區劃入濕地保育區，既不收地賠償，又扼殺原居民業權發展。他估計受影響涉及的農地約佔 400至 500萬平方呎，按照農地賠償涉款約 3至 4億元。
2010-01-28
正當高鐵被評地產項目，硬毀菜園村只為服侍富豪，那邊廂政府悄悄在新界北炮製「翻版菜園村」，不但剷平逾十條鄉村，甚至容許地產發展商踩入高生態價值的保育濕地。本身是觀鳥發燒友的前天文台長林超英，早前在網誌上炮轟政府受「有勢力人士」脅迫，開放塱原濕地，雖然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直斥林超英「荒謬」，但本刊發現，「有勢力人士」豈止倒泥霸地的新界土豪；剛公布的新界北新市鎮計劃，竟「巧合地」將長實、新世界和恒基等大地產商早年買落的呎價數元的「農地」和「科學價值」保育地，劃成「低密度住宅」，發展商毋須補地價便可建豪宅，賺數百倍利潤。
「香港人辛苦努力保下來的塱原高生態價值地區，竟然再有『有勢力人士』計劃以『發展』入 侵，並且靜悄悄地成功迫使政府部門把塱原規劃成一種以前從未有過但帶着『綜合發展』四個字的地區 ……」前天文台長林超英早前在網誌上講這番話，是針對規劃署去年十一月推出的「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諮詢。諮詢文件中提到新界東北（塱原、粉嶺及打鼓嶺一帶）將發展成新市鎮，容納十三萬人居住，第二階段諮詢剛完成，還會再作三個階段的諮詢後才落實，但未有時間表。
一晚填平你塊田
「我覺得林超英好有正義感，講其他人唔敢講嘅嘢。」前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簡炳墀說。居住在塱原附近河上鄉四十多年的侯太樂申訴，受「有勢力人士」欺侮：「阿媽噚晚種菜，第二朝返嚟竟然已經俾人填平咗塊地！」侯說，母親數十年來在河上鄉耕種，養大九兄弟姊妹，但在去年七月，侯老太的農田一夜間被人填平。他們一家雖又報警，又向多個政府部門投訴，但不得要領。
簡炳墀指沒村長首肯，外人無法入村倒泥：「有人倒泥頭，警察同區議會都干涉唔到，得村長可以話事。有外人走入去亂咁倒泥，如果事前冇村長批准，實俾鄉下人打死！」「村長同阿媽講幾次，叫我阿媽賣塊地俾佢發展，阿媽唔肯，估唔到搞成咁！」侯太樂口中的村長，是他同村兄弟侯志強。本刊翻查地契，北區區議會副主席侯志強與其他人士早在五年前以五百一十萬元購入了附近地皮，近日已建兩幢村屋，另外亦有數間村屋已獲批興建。侯太樂母親的農地，就在那堆村屋中間，阻礙發展。侯太樂指，自從他公開了事件，多次被人恐嚇，為保家人安全，他在全屋周圍裝上攝錄機。侯志強否認是堆泥主腦。侯志強雖為新界五大族侯氏後人，但族中輩份低，據悉他早年跟江湖中人張栢芝父親鬍鬚勇稔熟，又曾從事「白牌車」生意，接載乘客穿梭來往深圳。
侯在上水一直以簡炳墀馬首是瞻，○三年，簡落敗上水鄉事委員會選舉，退出政壇，侯志強於是自立門戶。○七年，侯終贏得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一職，自動成為北區區議員。自此，他逐漸疏遠簡炳墀，表面仍恭維。侯從政經驗極淺，但野心勃勃，他進身北區區議會後，不顧其他鄉事派反對，私下靠攏民建聯蘇西智，最終蘇、侯分別任區議會正、副主席。後台強硬的侯志強向來視政府如無物，他有部分業權的塱原濕地農莊，去年九月被指非法經營，規劃署更限令終止這個違例發展。不過，侯表明無意停辦，反指政府欺壓原居民，阻礙原居民的土地發展。
長實農地 升值百倍
除了土豪磨拳擦掌，大發展商更一早進駐新界北。早在九三年，長實當大股東的 Hilder Company Limited，以四百六十多萬購入塱原一大片農地，由於該地一直被劃為農地，不易更改用途；加上○三年，塱原濕地的生態價值因受社會關注，被列為「十二幅須優先加強保育的地點」，這幅地難有作為。事隔八年，政府去年推出了「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諮詢，不但將塱原「開放發展」，更巧合地將長實的「農地」規劃成「住宅發展用地」；換言之，長實毋須申請改變土地用途，呎價百元的荒地，便變成呎價萬元的上水豪宅（毗鄰的 St. Andrews Place便呎價一萬）。有環保團體見到有關規劃大綱時，曾約見規劃署，官員亦坦言無可奈何，吐出一句︰「無辦法，呢個係現實，所有嘢都可以妥協！」居住在附近古洞北的村代表藍少虎直指，今次是菜園村翻版，「根本係官商勾結嘅項目，點解發展商手中嘅地將來全部變晒住宅用地，根本就係為發展商度身訂造！」
一晚填平你塊田
「我覺得林超英好有正義感，講其他人唔敢講嘅嘢。」前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簡炳墀說。居住在塱原附近河上鄉四十多年的侯太樂申訴，受「有勢力人士」欺侮：「阿媽噚晚種菜，第二朝返嚟竟然已經俾人填平咗塊地！」侯說，母親數十年來在河上鄉耕種，養大九兄弟姊妹，但在去年七月，侯老太的農田一夜間被人填平。他們一家雖又報警，又向多個政府部門投訴，但不得要領。
簡炳墀指沒村長首肯，外人無法入村倒泥：「有人倒泥頭，警察同區議會都干涉唔到，得村長可以話事。有外人走入去亂咁倒泥，如果事前冇村長批准，實俾鄉下人打死！」「村長同阿媽講幾次，叫我阿媽賣塊地俾佢發展，阿媽唔肯，估唔到搞成咁！」侯太樂口中的村長，是他同村兄弟侯志強。本刊翻查地契，北區區議會副主席侯志強與其他人士早在五年前以五百一十萬元購入了附近地皮，近日已建兩幢村屋，另外亦有數間村屋已獲批興建。侯太樂母親的農地，就在那堆村屋中間，阻礙發展。侯太樂指，自從他公開了事件，多次被人恐嚇，為保家人安全，他在全屋周圍裝上攝錄機。侯志強否認是堆泥主腦。侯志強雖為新界五大族侯氏後人，但族中輩份低，據悉他早年跟江湖中人張栢芝父親鬍鬚勇稔熟，又曾從事「白牌車」生意，接載乘客穿梭來往深圳。
侯在上水一直以簡炳墀馬首是瞻，○三年，簡落敗上水鄉事委員會選舉，退出政壇，侯志強於是自立門戶。○七年，侯終贏得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一職，自動成為北區區議員。自此，他逐漸疏遠簡炳墀，表面仍恭維。侯從政經驗極淺，但野心勃勃，他進身北區區議會後，不顧其他鄉事派反對，私下靠攏民建聯蘇西智，最終蘇、侯分別任區議會正、副主席。後台強硬的侯志強向來視政府如無物，他有部分業權的塱原濕地農莊，去年九月被指非法經營，規劃署更限令終止這個違例發展。不過，侯表明無意停辦，反指政府欺壓原居民，阻礙原居民的土地發展。
長實農地 升值百倍
除了土豪磨拳擦掌，大發展商更一早進駐新界北。早在九三年，長實當大股東的 Hilder Company Limited，以四百六十多萬購入塱原一大片農地，由於該地一直被劃為農地，不易更改用途；加上○三年，塱原濕地的生態價值因受社會關注，被列為「十二幅須優先加強保育的地點」，這幅地難有作為。事隔八年，政府去年推出了「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諮詢，不但將塱原「開放發展」，更巧合地將長實的「農地」規劃成「住宅發展用地」；換言之，長實毋須申請改變土地用途，呎價百元的荒地，便變成呎價萬元的上水豪宅（毗鄰的 St. Andrews Place便呎價一萬）。
有環保團體見到有關規劃大綱時，曾約見規劃署，官員亦坦言無可奈何，吐出一句︰「無辦法，呢個係現實，所有嘢都可以妥協！」居住在附近古洞北的村代表藍少虎直指，今次是菜園村翻版，「根本係官商勾結嘅項目，點解發展商手中嘅地將來全部變晒住宅用地，根本就係為發展商度身訂造！」
恒基 新世界 分杯羹
新界東北的發展規劃，除益了長實，也益了在粉嶺北插旗的恒基和新世界。「恒基一早幾乎收晒成條村嘅地，呢啲係農地，第時就變成住宅發展！」馬屎埔村村民關漢貴指，數年前，當新界東北發展的計劃曝光時，恒基便開始在馬屎埔村積極收購，至今，幾乎整條村都已經被恒基收購。「而家仲有啲小業主唔肯賣俾恒基，恒基收唔到嘅地，政府就規劃成公園用途。你話如果唔係官商勾結，點會有咁啱！」關漢貴越說越氣憤。與馬屎埔毗鄰的石湖新村，就有新世界早早插旗。
「前兩年已經見佢哋打樁，我哋睇規劃圖，知道係起三層高村屋。奇怪在，三層高竟然打樁百米咁深？！」住在地盤旁的石湖新村村民林玉君指，當年地盤打樁時，他所住的寮屋震得不能居住，牆身出現裂痕，窗戶震碎。據聞，新世界先後多次向城規會申請，把三層高的樓宇加高成廿多層，不過申請被拒。怎料現在規劃大綱竟准新世界建高密度住宅。林玉君說，若規劃落實，新世界必定第一時間將這批只得外殼的村屋剷平，然後興建高樓大廈。
粉嶺北這幅農地，當年收購價不過十元一呎，他日若果起好樓，賣出去，一呎起碼四千。對於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被評為官商勾結的地產項目，規劃署發言人回應時強調，初步發展大綱圖上各個土地用途的建議是平衡過多項不同規劃因素的結果，屬規劃及工程研究的專業決定，絕無遷就任何人士擁有的土地。觀鳥會主席張浩輝指，塱原一帶幾乎是本港最後的保育地，若果容許發展建屋，勢必破壞本來的天然環境，趕走原本在內棲息的雀鳥。
在反高鐵一役中聲名大噪的公共專業聯盟主席黎廣德直指，這個規劃猶如高鐵翻版，他指自從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在○三年成立後，任何涉及發展的諮詢都應該有五階段的諮詢模式，亦應該有不同方案可供市民選擇，但今次的規劃卻違反一貫程序，政府不但沒有做好社會影響評估，只一味向錢看，隨時變成繼菜園村後另一個戰場！
列入保育地段 村民發難
有村民拒絕發展，也有村民因地劃入「保育地段」，不容任何發展，發達大計成空。上週，一班村民在通往塱原濕地的入口，掛上橫額，寫着「私人土地嚴禁進入及拍攝」，更大大字列明「違者格殺勿論」。上水鄉事委員會總務侯慶全直言，規劃中，政府將部分塱原地區劃入濕地保育區，既不收地賠償，又扼殺原居民業權發展。他估計受影響涉及的農地約佔 400至 500萬平方呎，按照農地賠償涉款約 3至 4億元。
2010年1月25日 星期一
More Tainted Dairy Found in China
By MICHAEL WINES
Published: January 25, 2010
BEIJING — Health officials in southern China have swept frozen confectioneries and other dairy products from stores after discovering they contained melamine, the industrial compound at the center of a tainted-food scandal that rocked China’s dairy industry in 2008, news reports said on Monday.
It was the third time in a month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uncovered dairy products with melamine, suggesting that producers are still making and selling tainted food ingredients despite nationwide outrage and what the government heralded as a crackdown after the events of 2008.
The former head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Dairy Association, Wang Dingmian, confirmed the recalls in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ut he refused to provide details to a foreign journalist.
In interviews this month with the Chinese press, however, Mr. Wang was quoted as saying that officials had failed to monitor a large batch of melamine-tainted products left on the market after the 2008 scandal, and that word of that lapse had been kept quiet “to safeguard the good image of the dairy industry.”
In the latest incident, in Guizhou Province, the provincial newspaper Guiyang Daily reported that food companies from Hebei, Liaoning and Shandong provinces and the city of Shanghai had produced the tainted products in March and April 2009. The companies’ officials were reported to have said that the melamine was in milk powder they bought elsewhere to use as an ingredient in their products.
The state-run newspaper China Daily reported Monday that the three companies were banned from selling products in Guizhou.
Melamine is commonly used in plastics and fertilizer, among other products. Its high nitrogen content can make foods appear to be protein-rich in standard nutrition tests. When eaten, however, the chemical can cause kidney stones and kidney failure, especially in infants and toddlers.
At least six children died and 300,000 were sickened in 2008 before investigators discovered that 22 major food companies were lacing their products with melamine to make them appear more nutritious. The revelation triggered worldwide recalls of Chinese products, from dairy goods to dog food, and bankrupted China’s biggest dairy company, Sanlu. In November, China executed two peopl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candal.
Shanghai government officials said last month that they had closed one firm, Shanghai Panda Dairy Company, and arrested three of its executives after some batches of products made in 2008 were found to contain melamine. Local journalists later reported that government officials had learned of the contamination in December 2008, but took no action for a year.
Late last month, officials in Shaanxi Province arrested three dairy executives after discovering that 200 bags of their company’s milk powder were laced with melamine.
Published: January 25, 2010
BEIJING — Health officials in southern China have swept frozen confectioneries and other dairy products from stores after discovering they contained melamine, the industrial compound at the center of a tainted-food scandal that rocked China’s dairy industry in 2008, news reports said on Monday.
It was the third time in a month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uncovered dairy products with melamine, suggesting that producers are still making and selling tainted food ingredients despite nationwide outrage and what the government heralded as a crackdown after the events of 2008.
The former head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Dairy Association, Wang Dingmian, confirmed the recalls in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ut he refused to provide details to a foreign journalist.
In interviews this month with the Chinese press, however, Mr. Wang was quoted as saying that officials had failed to monitor a large batch of melamine-tainted products left on the market after the 2008 scandal, and that word of that lapse had been kept quiet “to safeguard the good image of the dairy industry.”
In the latest incident, in Guizhou Province, the provincial newspaper Guiyang Daily reported that food companies from Hebei, Liaoning and Shandong provinces and the city of Shanghai had produced the tainted products in March and April 2009. The companies’ officials were reported to have said that the melamine was in milk powder they bought elsewhere to use as an ingredient in their products.
The state-run newspaper China Daily reported Monday that the three companies were banned from selling products in Guizhou.
Melamine is commonly used in plastics and fertilizer, among other products. Its high nitrogen content can make foods appear to be protein-rich in standard nutrition tests. When eaten, however, the chemical can cause kidney stones and kidney failure, especially in infants and toddlers.
At least six children died and 300,000 were sickened in 2008 before investigators discovered that 22 major food companies were lacing their products with melamine to make them appear more nutritious. The revelation triggered worldwide recalls of Chinese products, from dairy goods to dog food, and bankrupted China’s biggest dairy company, Sanlu. In November, China executed two peopl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candal.
Shanghai government officials said last month that they had closed one firm, Shanghai Panda Dairy Company, and arrested three of its executives after some batches of products made in 2008 were found to contain melamine. Local journalists later reported that government officials had learned of the contamination in December 2008, but took no action for a year.
Late last month, officials in Shaanxi Province arrested three dairy executives after discovering that 200 bags of their company’s milk powder were laced with mel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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